第2章 经营策略想要事业成功，先“经营”好自我(1)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力争上游，虽然辛苦，但也充满了机会。我们做任何事，都应该有雄心壮志，立下远大目标，用热忱激发自己干事业的动力。

1.船长的理想，似船的人生

理想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但我们可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

李嘉诚祖籍潮州，潮州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潮汕又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人大批移居海外，始于明清，而潮人移居海外的高潮，则在上世纪中叶，潮人极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

李嘉诚生活在这种大的文化氛围之中，尽管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他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在潮汕，处处流传着海外游子创业致富的传奇故事，虽说历经艰辛，但仍能构成潮人涉海闯荡的原动力。

李嘉诚从小就酷爱读书。据其堂兄李嘉智回忆说：“嘉诚从小就像个书虫，见书就会入迷，天生是读书的料子。他去香港办实业成为巨富，我们都感到吃惊不小。”

从教的父亲李云经从小就教育李嘉诚做人要真、要善、要有骨气、有毅力。他不仅仅教给嘉诚知识，更教给他许多做人的道理。对于这些，李嘉诚从小就铭刻于心，终身不曾忘却。深受父亲的影响，李嘉诚也一心向学，如果不是风云突变，李嘉诚会沿着求学路一直走下去。同时，也极有可能继承父业，在家乡做一名教师。

虽然李嘉诚的理想是当一个教育家，而不是商人，但由于父亲早逝，家境陷入贫困，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他才不得不去从商。

李嘉诚后来回忆说，从商之初，他的理想依然是“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去搞教育”。

深受父亲的教诲，李嘉诚从小就立下大志：勤勉苦读，出人头地，报国为民。李云经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很疼爱自己的儿子，但他知道，过分的溺爱只会害了孩子。他把自己心中的慈爱，转化成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李云经喜欢带着儿子去看海。他认为，海的浩淼、海的雄壮，能够使孩子的心胸博大，让他的生命充满激情。

有一次，李云经领着小嘉诚到了汕头的海边。他一边指着港口来往如梭的巨轮，一边给李嘉诚讲着生活的道理。

李嘉诚一边似懂非懂地听父亲讲述，一边用他那大大乌黑发亮的眼睛，好奇地看着蓝天下波光粼粼的大海，看着万吨巨轮。他简直弄不懂这深深的水，怎么可能稳稳地浮着这么大的船，而且还是铁的，他太佩服船长了。

他认为能让这么一条大铁船稳稳地浮在海面上的人，一定是个大英雄。于是他向着大海，向着那艘万吨巨轮喊道：“爸爸，将来我也要做大船的船长！”

李云经疼爱地抚摸着他的头发，高兴地说：“好孩子，有志气！阿诚，做一个船长不容易，他必须考虑很多、很全面的问题。”然后，父亲又极其认真地告诉李嘉诚，“你看，现在天气很好，是难得的晴天。但是，出海后，风暴来了怎么办呢？做船长的，就要提前想到，就要提前做一切事情。而且，阿诚，要记住，做任何事情就像做大船的船长一样，既要预先准备好一些事情，又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来临的一切事情。”

从此以后，船的形象，船长的意识紧紧地伴随着李嘉诚奋斗的一生。李嘉诚从小就把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条船，把他驰骋商场的李氏王国比作一条船。所以，他很自豪地宣布：“我就是船长，我就是这条行进在波峰浪谷中的船的船长。”

“在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是李嘉诚在看不见硝烟却战火熊熊的商场上，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

这短短的15个字，却是李嘉诚在几十年的商海打拼中总结出来的。从20世纪40年代替人端茶倒水的小杂工，到初露锋芒的工厂推销员；从50年代独树一帜的小厂长到香港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塑胶花大王，再到80年代戴上“超人李”的桂冠，最后一跃成为香港首富和全球超级富豪，他始终铭记着这15个字。

2.艰难困苦，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上天要想把重大的使命交给一个人，必定要首先困苦他的思想意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身体肌肤，使他身受贫困，拂逆、扰乱他的作为，用来使他内心警觉，性格坚忍，增长他不具备的能力。

孟子的这段话非常著名，两千多年来一直激励着有志之士克服艰难困苦，成就伟大的事业。我们不相信什么上天的意志，但是一个人要想干成大事业，担当大责任，必须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常人所难以想象的磨炼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安乐的境遇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萎靡不振，直至死亡；而艰难困苦的境遇则使人奋发，从而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还一口气举了六个古代的大贤为例：舜发迹自田地中间，傅说举自筑墙的人中间，胶鬲举自鱼盐贩子中间，管夷吾任用自狱官手里，孙叔敖腾达自隐居的海边，百里奚崛起自市井。可见，艰难困苦乃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问题仅仅在于，你能否经受得住艰难境遇的考验和磨炼。

李嘉诚来到人世，世界已不太平。北伐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中国依旧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经济经历长久繁荣后，接踵而来的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处于天涯一隅的潮汕也已不太平，报章不时以醒目的标题，刊登山河破碎、日寇暴虐的消息。父亲转入郭垄小学任校长，整日忧心忡忡。母亲庄碧琴笃信佛教，敬香拜佛，祈祷佛祖保佑家人乡人平安。

1937年7月7日，日军凭借着嚣张的气焰及先进的武器，逐步侵占了中国的半壁山河。不久，潮州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日军一面大肆烧杀掠抢，一面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城区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纷纷逃出城外，去山乡农村投亲靠友，躲避战乱。

1939年6月，日寇占领庵埠，执教多年的李云经（李嘉诚的父亲）彻底失业。他携李嘉诚回到潮州城家中。李嘉诚小学尚未毕业，升学无望，又不敢随意走出家门，只好躲进藏书阁读古书。时事纷乱，李嘉诚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尤喜欢文天祥、陆游、岳飞、辛弃疾等人的诗词，深深领悟到其间的真谛与忧愤。

太阳旗在潮州城头猎猎飘扬，逃避战祸的人络绎不绝。乃父之心甚于其子，李云经常与城里的知识分子相聚一起，秘密商议抗日大计。不少知识青年投奔抗战前线或敌后游击队。李云经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未能迈出这一步。他每每想到这一点，心中万分愧疚。

1940年年初，李云经携妻带子逃到澄海县隆都松坑乡，寄住在姨亲家。不久，又辗转逃到后沟，投靠在后沟小学任教的胞弟李奕。兄弟见面，李云经沉痛地说：“我逃荒失业，生活无着。一家人打疟，没医没药，祸不单行，苦不堪言。”这一年，李嘉诚祖母因惊吓和贫困而逝世。

1940年冬天，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随父母踏上去香港的艰难旅程。这时，重镇和大道大都被日军占领封锁，海路不通，日本军舰在粤东沿海水域横冲直撞。李云经一家只敢走崎岖的山间小路，穿越平原地带则在夜间行动。寒冬腊月，阴冷潮湿，淫雨霏霏。他们不敢也无钱住客栈，或露宿荒山野地，或在山村好心人家的茅屋借宿。他们穿越一道道日军封锁线，所幸的是，没有一次遭遇日本兵。山路上，不时遇到背井离乡的难民，他们或来或去，何处是可以安生的乐土？皆感到茫然和绝望。

李嘉诚说：“无论何种行业，你越拼搏，失败的可能性越大，但是你有知识，没有资金的话，小小的付出就能够有回报，并且很可能达到成功。”

李嘉诚从小就喜欢读书，经常在父亲的书房里点煤油灯看书，很晚才睡觉。如果不是时局动乱，他可能会继续沿着求学治学的路走下去。可是，老天并没有给他过多的学习机会。

在全家逃难到香港后，他进了香港一所中学读书。那时香港还未被日军占领，学习条件比在老家好多了，但是，李嘉诚并未因此忘记了学习的重要性。为了能让李嘉诚上学，他的父亲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全家人省吃俭用给他筹学费。在他的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为了能支付李嘉诚的生活费，父亲宁愿不治疗、不住院。家人的支持和父亲的行为，让李嘉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刻苦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学会了说广州话，还能听懂英文课，用英文进行答题解题了。每当李嘉诚向父亲汇报学习情况时，父亲总是流露出宽慰的笑容。

后来由于父亲病逝，辍学的李嘉诚来到茶楼打工，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回到家后，他还要就着油灯苦读到深夜。由于学习太用心，他经常会忘记时间，以至于想到要睡觉的时候，已到了上班的时间。他的同事们闲暇之余聚在一起打麻将，李嘉诚却捧着一本《辞海》在啃，时间长了，厚厚的一本《辞海》被翻得发了黑。后来他到舅父的中南公司做学徒，白天做工，晚上的时间全由自己掌握。这时，李嘉诚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中学课程。尽管李嘉诚有十分强烈的求知欲望，但却为没有教材而发愁。因为他的工资微薄，既要维持家用，还要供养弟妹上学，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买教材，李嘉诚只能买旧教材。

当李嘉诚回首这段往事时这样说道：“先父去世时，我不到15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是那样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就这样，我既学到了知识，又省了钱，一举两得。”每当谈起这件事，李嘉诚都非常兴奋，好像比赚了几亿港币还要高兴。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财富人生百事乐，总凭知识铸辉煌。”古往今来，知识日益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中国广为流传的《劝学》诗歌，无不折射出令世人奉若珍宝的财富之道。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等。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领悟到：“书籍是打造创富平台的奠基石，知识是瞭望财富世界的探照灯。”

正如商业社会流传甚广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餐。”等待少年李嘉诚的，将是更大的磨难。这些磨难为李嘉诚的成才打下了基础，李嘉诚经过了艰难困苦，终于成为了一代商界俊杰。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数十年后李嘉诚重返家园，昔日跟随父母逃难的单薄少年，已成为蜚声世界的巨富。

3.做人不要太“精明”

你要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俊杰，能够正眼看待现实，不浮躁，不虚妄，敢于直面人生的悲欢遭际。

李嘉诚说：“做人最要紧的，是让人由衷地喜欢你，敬佩你本人，而不是你的财力，也不是表面上让人听你的。”

消除了自私自利思想的人，能表现出客观、永恒、无限的精神，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世世代代的人的尊敬。那些能以神圣的谦卑放下架子的人，他不仅清除了自身的自私品性，还把自己无私的博爱精神奉献给别人，使他的才能受到极度的尊崇，并掌握人的精神世界。

所有否定个人的奢华享受和回报，拒绝世间权力之争的人，能够真正领悟超脱个人的客观真理。比较他们的生活和信念，你可以发现同样的纯朴、自我牺牲和谦卑，还有他们实践并宣扬的高尚品德与爱。他们遵循同样不变的原则，并付诸实际以消灭罪恶。

人生在世能减少一些麻烦，就多一分超脱世俗的乐趣。如交际应酬减少，就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困扰；闲言乱语减少，就能避免很多错误和懊悔；思考忧虑减少，就能避免精神的消耗；聪明睿智减少，就可以保持纯真本性。假如不设法慢慢地减少以上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反而千方百计去增加这方面的活动，那就等于是用枷锁把自己的手脚锁住。

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直到70多岁高龄，朝廷才允许他退休。接替他的任尚向班超请教对治理西域的经验，班超忠告他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要他以简易宽和为主。任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就抛之脑后，还对人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后来不过4年，任尚因过于严苛急躁，失去与边疆民族的和睦关系，导致西域各国纷纷叛汉来攻打他，任尚退到班超精心经营的疏勒根据地，靠疏勒人的保护才捡回性命，但西域的土地却全盘丢失了。可见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真正把握全局。班超经营西域达30年，得到西域各民族人民的钦佩和拥戴，使汉朝扬威异域直达中亚细亚，因功拜定远侯，正是依靠这一要领，可见这乃是英雄人物处世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做人术中，“大智若愚”演变为一套内容极其丰富的韬光养晦之术。

乐毅率燕军踏平齐国，田单又率齐人大破燕军，功成名就之时，却是遭君王猜忌之日。那些见过大风大雨的“过来人”对老子的名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理解格外深刻，因而每当身处一些“特殊关系”的微妙场合，或者在面临生命威胁的紧要关头，韬晦一方无不恬然淡泊，大智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