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谩骂不能救中国(1)

请放过旧金山空难女生

一群怀揣梦想的孩子，在学校组织下，花着比正常旅行贵一倍的费用，绕道韩国乘坐便宜的飞机，结果出了意外，两个据说品学兼优的花季女生罹难。这场发生在旧金山的悲剧震惊了全国。

在一个充斥着冷漠和功利的时代，有那么多人能对素昧平生的同胞一掬同情之泪，进行深切哀悼，无疑是值得上《新闻联播》的正能量。

但围观效应像病毒一样持续发酵。她们的身份很快被披露，成群的记者萦绕在其悲伤的家长和同学周围，网络上用近乎人肉搜索的方式对这两个不满18岁的女孩进行深度曝光。或许这些都是出于好心，但有时这样的好心却是通向地狱的阶梯。

对于死于意外的任何无辜者，全世界通用的术语都是“让亡灵安息”。如果你参加过追悼会，就知道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面对死者肃穆默哀，而不是如此痴迷于她们生前美丽的容貌和勤奋好学的光荣事迹。中国是个缺少死亡教育的国度，每个人的死亡都难以摆脱被过度消费的威胁。美国一本名为《死亡课》的教材中，提醒所有悼念者：不要不断去揭死者家属的伤疤，永远不要对他说：我理解你此刻的感受你永远理解不了。

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两个女孩的家人，毕竟，那么多同学一起遭遇事故，只有自己的孩子无法生还。你越强调她们生前多优秀乖巧善良，越相当于向其家长伤口上撒盐，无异于在为其尽快接受现实、完成心理康复制造人为障碍。

请记住：出于人道的考虑，这两个孩子不是你发泄个人情感、宣泄个人情绪的工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她们祈祷，希望天堂中不再有空难。

更有人借两个冤魂吐槽，说什么能出国游学的都不是普通人，都是权贵富豪的子女，不和广大寒门子弟同甘共苦，去美国送钱，纯属炫富且不爱国。而这样的言论，宛如来自地狱的声音，除了点燃仇恨的烈焰，就是捻灭这世道仅存的悲悯与同情。

围绕这两个女生的过度关注乃至人肉搜索，与其说是社会爱心的一次积聚，不如说是一次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与对别人隐私的一次公然践踏。

其实，这场空难留给人们的有价值的思考有很多，比如学校为啥热衷于组织孩子花大价钱去美国游学，这是对国内教育的反讽，还是利益的驱动？再比如绕道韩国，多飞那么长的时间，竟然比乘坐国内航班便宜，是韩国航空公司为抢滩内地市场进行的促销，还是国内航空公司平时存在牟取暴利的恶行？更重要的是，据美国救援人员披露，其中一个罹难的女孩出事时没有系安全带，不管这是不是疏忽，无疑都能对未来的乘客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尽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但显然，这些真正有价值的反思，都不如两个花季少女的信息有收视率和点击率。但从尊重死者、尊重死者家属、尊重未成年人的角度，这样的关注度显然在挑战这个社会基本的道德法治底线。

在悲剧发生后不久，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某公子以轮奸罪提起公诉，由于其是未成年人，检方隐去了公子的姓名。对于如此丧尽天良的少年，中国法律尚且尊重其基本权利，何况两个无辜的花季少女呢？她们不需要因为一次意外死亡事故被包装成英雄少女，她们的家长也不需要。再联想起那个在埃及神像上刻上“到此一游”的南京14岁孩子被人肉搜索的全民狂欢，让人感到道德绑架的威力是如此令人惊骇。

如果您真的有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我可以推荐给您一些关注的对象，比如中国不少死于井下的矿工、亡于尘肺病的农民工都没有留下姓名，而且他们身上也具备了相当多的足以感动中国的品质，请关注他们吧。在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度，每个生命都不应该被轻易抹去。

“这是生者与死者共有的世界，爱是唯一的桥梁。”

中国减税的前提是什么？

“两会”关于减税的呼声水涨船高，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2012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远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

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的“税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已困境重重的中小企业又雪上加霜。

因此，减税不仅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发展大局，现在各界将矛头对准了间接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珠三角企业调研后指出，当地企业的税负普遍反映是50%。除了所得税就拿走25%，其余如教育税、城建税、价格调节基金等杂税就有二三十种，费有18大类，60多项。

为了维持企业正常运营，这些间接税和行政收费自然会变相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比如馒头等生活基本资料都含有税赋。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也直言：现在已经不只是高档消费品国外比国内便宜，耐克鞋这些大众消费品也是如此，“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为何却要多花费20%～50%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款产品？

即使减税已成社会共识，且具备了相应的国家财力，但要顺利实施，尚需深层制度变革配套。

首先，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财税部门并不能独立完成减税任务。结构性减税意味着“两高一资”的行业就不能减，战略新兴产业就该实施减税，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但要执行到位，就必须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全力配合，麻烦的是长期以来操作上属于先收再返，往往变相演化成“跑部钱进”局面，为变相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吃亏的还是权势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约减税的不是具体操作方案。

众所周知，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富地穷。广东地税局长王南健代表说：“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

一个佐证是：现在地方政府债务沉重，总额10万亿元以上。而这些负担往往通过“三乱”等方式转嫁到企业和公众头上。

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代表披露的悲催现实：“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增加100万人。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埋单。”

其实，这个数据保守了：据《中国2009年人权事业进展》一书中说，截至2009年，中国共有290万少数民族干部，占公务员总数的7.4%。由此算出，中国公务员应该有3918万左右。如果加上变相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职工、央企高管、政府编外人员，这个数据将更加惊人。

这揭示了税费沉重的一个主要诱因：官员太多了，百姓养不起了。

刘锡荣开出的药方是尽快出台《编制法》，将各部门各地区设官用人的规模纳入法制化轨道，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此外，中国干部尽管取消了福利终身制，却一直沿袭福利待遇终身制，形成只进不出的沉重供养负担，与国外总统下台立即需要自谋生路形成巨大反差。当然最根本的举措还是尽快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尽快进行行政体制变革，按照服务性政府的要求转变职能，全面依法行政，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

记得上次政府全面机构改革已经是1998年的事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中国减税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更有赖于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层变革。归结为一句话：依法减税的前提是依法收税，而依法收税的前提是依法治官。

大学生撞倒老太后竟变身绑匪

媒体披露，当武汉一个大学生骑车当街撞倒一个82岁的老太太后，知道自己摊上大事了，面对30万元巨额索赔的压力，他在冲动之下，绑架了一位女医生，后被机智的警方控制，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