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湖北省公安县一位残疾青年海燕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编著了一部王竹溪先生的传记，问我能不能看一下并写一个序。我知道王竹溪先生是公安人，家乡人写王先生的传记自然亲切、有优势。我答应可以看一下，但写序有困难。因为王竹溪先生是我国最早的一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在物理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而我只是他的一个普通的学生，我毕业留校在北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工作，王竹溪先生一直是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和北大副校长，是我的领导，王先生的许多学生都是很知名的学者，要我来写序确实不宜。但海燕言辞恳切，坚持说出版这样的传记，需要由和王竹溪先生共事过的人写序才好，但他找不到。他的理由是充分的，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现在都已年逾古稀或近耄耋之年，比我们年长的都已高龄，出版在即，再找一些当事人确有困难。海燕以残疾之身多年来艰难奋斗，成就此作品，令人感动。我考虑再三觉得只好勉为其难，写下点滴回忆，作为我对王竹溪先生的深切的怀念。
1956年我考进北大物理系后就知道王竹溪先生的大名了，一直到1960年毕业后留在理论物理教研室任教才和王先生有直接接触。在和王先生相处的二十多年里，先生的为人、为师、为学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教师。
王竹溪先生在清华读书时由于成绩优异已是名人，后来负笈剑桥，27岁任西南联大教授，显示出其过人的天赋。除了书中叙述的学术成就，王先生被当代人称道的还有他的学科知识渊博和治学严谨之态度。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他几乎讲授过基础物理的所有学科，而且可说都精通。数学是物理学的基础，王先生对数学同样有很高的造诣，他和郭敦仁教授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是属数学专业领域的，先在国内出版获得好评，经杨振宁先生推荐出版英文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同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并多次再版。回忆我们在1958年的所谓的“教学革命风暴”，作为学生我们还没有读《热力学》，却被要求批判王先生的《热力学》著作，即所谓在批判中学习。我当时参加了这个运动，并向化学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了解他们对该书的意见，结果我在这些教授谨慎的表态里听到更多的是对王先生学术水平和治学态度的敬重。
王竹溪先生文理兼长，学贯中西，这是他的同辈人和我们后辈人非常敬佩的。他在少年时代受到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可谓饱读诗书；青年时代又在清华和剑桥这些当时国内外科技和文化发展最高端处接受中西科学文化的洗礼。再加上他个人的天赋和勤奋，成就了他一生多方面的贡献。他的《新部首大字典》就是中西科技文化结合的一个典型杰作。他倾注了四十多年的精力，在没有助手、没有现代计算机的情况下，用手写完成了这部250万字的巨著，书中收集了五万一千余字，它是我国现有字典中收字最多的。可想而知，这需要什么样的智慧、能力和毅力！他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曾向朱自清教授请教过怎么编字典。四十年后他终于编出了用新的科学分类方法、收录了最多中文字的大字典，对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王竹溪先生把编字典看成业余工作，用的完全是业余时间。他有很多职务和社会活动，还有很重的教学科研任务。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王竹溪先生被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了冲击。虽然我们当时算是年轻教师，但由于一概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受到了冲击。各种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即使如此，教研室的同志还是一起保护王先生，没有组织过任何批判会。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之后，组织突击清队。记得有一次，他们把所有教师都集中在物理大楼吃住，一个大房间里住了很多人，我的床铺和王竹溪先生的刚好挨着。他们要人人交代问题，重点当然是当时的王先生。工宣队组织了学生对王先生进行现场批判。在一阵口号之后他们要王先生交代问题，王先生坦然地说，该说的都说了。有学生就喊不老实。王先生淡淡地说：“看老实不老实是有立场的，在你们的立场看来也许是不老实，在我看来我说的都是老实的。”王先生这句极富逻辑的答辩，使批判的人顿时哑口无言。之后，王先生回到床边，泰然自若地和我讨论起当天发射了一颗卫星的新闻，使人不得不佩服王先生的心态，真是“君子坦荡荡”。
在“文革”的动乱中，北大物理系的其他专业恢复了招生，只有理论物理专业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被停办了。工宣队找我们开了会，参加者中有王先生和我。工宣队问：“理论物理具体一点说有什么用？”许多人发表了意见，也说了一些具体的应用方面。王先生说：“理论物理学是基础学科，基础有什么用？打个比方，盖房子就要先有基础，你不能要求人家一定要说出这个基础具体支持了哪一块砖哪一片瓦才是有用的，基础的用处是支持了整个房子。”这个比喻太形象了，连主持会的工宣队都点了头。这也促使了后来理论物理专业恢复了招生。在“文革”期间，“四人帮”搞“批林批孔”。一些人搞政治投机，也想在科技界搞学术批判，和“批林批孔”相呼应。当时最主要的是批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理论和热力学中的热寂论。这些文章在审稿时常常通不过，作者就给出版社或审稿人扣政治帽子，告政治状。这使得一些专家教授拒绝审稿，但王竹溪先生坚持审稿，而且敢于面对面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周培源先生高度评价了王竹溪先生，说他的一生刚正不阿，作风正派，一直坚持一个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随风倒，不随大流。这个评价是多么贴切！
王先生生活非常俭朴。继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的胡慧玲教授说过，王先生是位大教授，走在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他的中山装穿了很多年，比一般人都旧。不仅是他，全家人都如此，真是一种俭朴的家风。“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王先生的几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胡慧玲教授问他要不要申请调一个回来，王先生谢绝了。“文革”期间，王先生的学部委员津贴每月有一百元（当时的名义是学部委员车马费），一共发了一万多元，他拿来要我帮他交给物理系，理由是他已经有工资了，车马费用不着。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大钱。我告诉王先生，这是国家给每一位学部委员的津贴，不是他独有的，应和工资一样看待；另外，当时学校及物理系行政组织已经不存在了，是一些所谓的“文革”组织掌权，要交的话可能不知交到哪里去了。我劝王先生先拿着，以后再说。后来，王先生告诉我他最后交给了物理系来抄家的人了。他认定不该拿的钱，是非常坚持的。
1982年的一天，我拿着中央统战部的介绍信送王先生入住友谊医院，王师母很担心地告诉我，他总是手不释卷，很少休息。我看了一下王先生手上拿着的是《黄龙士围棋谱》，并告诉师母王先生这算是休息了，他不能不看书。到友谊医院办完入住手续后，医生在办公室里告诉我，王先生是肝胃血管硬化后期，随时有大出血的可能。我当时说他看起来一切正常，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让医生一定要想办法。医生摇了摇头。我说不出话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很痛苦，抱怨医学怎么会这么落后，居然没有办法治好王先生的病。
三十年过去了，前年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王先生的学生济济一堂，其中有杨振宁教授、众多的中科院院士、大学教授、科技工作者及从他的书中获益的年轻大学生，共同追忆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一个人的一生怎么样可以称得上“伟大”？从这本书里看到，不少评价认为王竹溪先生是我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我想按品德、学问和贡献，王先生应该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学者。
很感谢海燕写了一本很翔实的记述了王竹溪先生生平的书，他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令人钦佩！也感谢之前老同学王正行教授写了一本《严谨与简洁之美——王竹溪一生的物理追求》的书，满怀深情地追忆了恩师王竹溪先生传奇的一生。没有他们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对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位大师、学者失去记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有了他们的工作，我相信受过王竹溪先生教诲和没有机会认识王竹溪先生的人，都会从他们的书里得到启迪和激励：要像王竹溪先生那样做人，做学问，为国家作贡献。
林纯镇
（北大物理学院教授，第三世界科学院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