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两极化趋向：一方面是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祸乱相寻，政治极度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异彩纷呈，新思潮汹涌澎湃，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歧异的矛盾格局，蕴育和催生了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

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国民党乃延续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和中华革命党（1914-1919）而来。自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时期的“疏阔简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国民党，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党员腐化变质，官僚政客群相涌入，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荡然无存，内聚力迅速消失。胡汉民描述当时的情形是：“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

孙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时，常以“改组”、“改造”党为革新之契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主旨虽在讨袁，但是建立一个有强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党，恢复民国前的革命精神，重订革命方略，开创革命新机，亦是孙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孙中山在组党方式上试图树立强人威权领导，并以封建会党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约、按指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秘密、狭隘和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一批重要党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实际运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远，其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运动中，革命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护国之役前后，中华革命党并未能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移回上海。与此同时，孙中山为顾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逐步扬弃了中华革命党初期若干严格的党律，而采取较为宽松温和的组党路线，党组织又复松弛涣散。

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东进行护法运动，以武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革命党继辛亥之后为了维护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奋斗。实际上，此时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是桂系与滇系军阀，党组织并没有发挥什么力量。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及，表明此时革命党所显示的只有党魁个人之魅力，而少见党组织之群力。

由于“党力”不彰，与孙中山结合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并非真心拥戴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因为缺乏实力而被时人讥为无土地、无人民的“空头政府”和“超然政府”。当滇桂军阀不能容忍护法政府时，缺乏凭借的孙中山便不得不怆然离去，护法斗争宣告失败。经此失败，孙中山痛感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自叹“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由于对时局绝望，孙中山一度卜居上海，“暂不过问”实际政治，而潜心研究革命理论，继《民权初步》之后，又著《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书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孙中山深感统一革命党思想理论之困难，提出“知难行易”学说。

孙中山探研革命理论之时，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孙中山自然不可能置身度外。翻检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有关批示、函电和演讲文稿，可知他对五四学生运动有过热烈的赞助，对新文化运动亦有敏锐的观察。爱国运动中，学生、工人、商人、妇女等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发挥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自叹不如。尽管一些革命党人积极参与和赞助了五四运动，但中华革命党并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姿态，对这场运动发挥领导和引导作用。1923年7月《前锋》杂志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1919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与各省、各都会的学生会联成一个严密的组织。这是当时任何团体、政党所不曾有过的。国民党虽是一个有相当历史的政党，但其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络指挥，尚不如这个全国性学生组织的完备和运作灵活。此事对孙中山刺激甚大。如何健全党的机器，如何使党与民众结合起来，成为孙中山亟须应对的一个问题。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希望吸纳广大青年学生加入其革命阵营。但这次改组并没有改变原来革命党那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状况，亦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政纲。中国国民党设本部于上海，规定在各地设总支部、支部和分部，实际上各级地方组织只在海外华侨中部分建立，在国内仅广东建立支部，其他各省几乎无组织基础可言。

对于新文化和新思潮，孙中山及追随在他左右的重要革命党人的反应如何呢？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孙中山命戴季陶、沈玄庐、孙隶三创办《星期评论》;同年8月，又命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建设杂志》，参与新文化的激扬和新思潮的鼓吹。孙中山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有表欢迎者，亦有持反对和保留态度者。如他对“文学革命”即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字维系中国民族文化生命于不坠，不愿轻言放弃文言；同时他又认识到白话文是宣传主义的利器，故也不反对使用白话。除孙中山本人外，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叶楚伧、冯自由、汪精卫等国民党人也积极回应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参与新思想的介绍与研究。不过，这些国民党人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多是个体的活力，难见“党力”的整合。

1920年10月，孙中山利用各派军阀混战之机，命令陈炯明率原驻福建的粤军回师广州，逐走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并委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领导广东军政事务。孙本人亦重返广州。此时孙中山认为光护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京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所以，必须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不久，桂系投顺，孙设大本营于桂林，准备北伐，以打倒军阀，统一全国。

此次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本是陈炯明指挥下的党军。这支部队是孙中山从桂系手中夺过来的，是第一支真正属于国民党的部队。孙中山视之为难得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期望这支“党军”能达成革命任务。陈炯明原是向孙中山宣过誓、摁过指印的党员。孙对陈倚畀至深。未料陈炯明为保存实力、巩固地盘，反对孙中山北伐，并于1922年6月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陈炯明的背离，使广东革命事业毁于一旦。“变生肘腋”，使孙中山有刻骨铭心之痛：“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这一事件，使孙中山感到迫切需要一个严密组织的革命党和一支真正服膺主义的党军。

在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的党机器，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据鲍罗廷描述，改组前的国民党，“党与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完全不存在。”改组前，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余万，实际多为“挂名党员”。如国民党广州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其中缴纳党费的只有6000人，前来登记者只有3000人。“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的工人对政府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胜败根本不感兴趣；城市小资产阶级因前线时胜时败和敌军经常进犯而深受无政府状态之苦；滥征捐税，招致商人不满和仇视；至于农民，“他们把孙同陈的斗争看做是只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国民党“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

这样一个党，显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组和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