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概论现代经济的诞生(2)

虽然在人类社会似乎没有什么是绝对可靠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经济知识（有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知识）的增加才足以支撑起飞国家的整体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急剧提升。正如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所言，“起主导作用的是才智，而非节欲”，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是才智而非贸易促进增长。

随着时代的进步，强调知识增长以及假定知识总是在增长的现代主义观点逐渐压倒了强调资本、规模经济和国内外贸易的传统观点。不过，这些知识来自哪里究竟是哪些人的才智在发挥作用

寻找经济知识的源泉

大多数在罗斯托之后研究起飞现象的历史学家，从哲学层面都不怀疑人的头脑能产生新观念和新知识能产生作用的可能性。进一步说，如果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未来知识不是预先注定、不可避免的，那么社会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正如卡尔·波普尔在1957年的著作中所述，不确定的未来是无法预测的。那本书的主题是反对历史决定论——其含义是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

然而，即使这些不赞成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经济观（包括对19世纪的经济和起飞经济的看法）也是基于18世纪的概念，即斯密、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所传承的理论。在那种古典学说中，“市场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包含所有可能用于市场运转的知识，如果世界上发现了一些新知识，市场经济会立刻将其投入应用。按照这种观点，一个国家经济内部不存在发现空间，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增进本土经济知识的余地，因为整个经济已经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知识。一个国家只有转向经济体系之外的国内外的政府机构（立法机构或王室）或私人性质的非营利组织，从它们的创意和发现中寻求新的经济知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9世纪出现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增长是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而非经济生活内部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这种经济史观在最后一代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所有物质进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动：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科学家和航海家”的伟大发现。如果没有这些神一样的人物，就不会有任何物质进步或值得惊叹的成就。当时还不满30岁的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给这个学派的模型加了一个新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出版于奥地利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对历史学派的经典理论进行了阐述，其基本含义如下：

经济活动中可知的内容都是已知的，因此在经济生活内部不可能存在原创性，只有经济活动之外的发现才能使新工艺或新产品的开发成为可能。创新的可能性被打开后很快会流传出来，但创新的真正实现或应用却需要有足够意愿和能力的企业家完成必要的工作：筹集资本、组织新兴企业、开发潜在的新产品。简而言之，把事情做成。这一过程可能十分艰苦，但是与对旧产品的市场预测一样，企业家可以预估新产品取得商业成功的概率（实现“创新”的概率）。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不会误判。一位企业家决定接受某个项目，一位资深银行家决定支持某个项目，这种决策预先注定是正确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尽管事损失，好运会带来意外之财。

就这样，熊彼特提出了一种关于创新的理论，基本未偏离古典经济学。两位各具特色的大师——熊彼特以他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以他的历史决定论，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家和公众。在整个20世纪，经济学仍未摆脱古典学说的框架。

但这种理论模式的困境很快显现。以德国学派的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到经济起飞阶段，伟大的航海家已没有新的航路可以发现。历史学家于是只能依靠“科学家”，把经济起飞归功于科学发现的加速推进，特别是1620~1800年的科技革命，其中包括启蒙时代（其定义大致为1675~1800年）。当时的某些科技成就的确堪称不朽传奇：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中建立了新逻辑体系，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几本损失，好运会带来意外之财。

就这样，熊彼特提出了一种关于创新的理论，基本未偏离古典经济学。两位各具特色的大师——熊彼特以他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以他的历史决定论，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家和公众。在整个20世纪，经济学仍未摆脱古典学说的框架。

但这种理论模式的困境很快显现。以德国学派的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到经济起飞阶段，伟大的航海家已没有新的航路可以发现。历史学家于是只能依靠“科学家”，把经济起飞归功于科学发现的加速推进，特别是1620~1800年的科技革命，其中包括启蒙时代（其定义大致为1675~1800年）。当时的某些科技成就的确堪称不朽传奇：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中建立了新逻辑体系，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几本逻辑学著作——合称《工具论》；威廉·哈维在1628年对血液循环的精彩分析；安东·列文虎克在1675年对微观组织的研究；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力学著作；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在1785年前后的数学成果；欧亨尼奥·埃斯佩霍在1795年对病原体的研究。那么来自伦敦、剑桥和其他少数地方的精英科学家得到的这些发现和后续研究是不是导致持续增长的爆炸式经济起飞的真正动力

这个猜想会面临多方面的质疑。假设启蒙时代以及之后的科技发现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起飞国家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至接近原来的3倍，并且覆盖大多数产业，而非少数几个，然而，在此之前的科技发现却几乎对生产率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难免令人费解。首先，新的科技发现只是对已有的庞大知识存量的补充，牛顿就坚持认为他和其他科学家都“只是站住巨人的肩上”。其次，新的科技发现在经济领域未必有太多实际应用，科学家的成就往往只是很偶然地能带来新产品和新工艺。还有，大多数创新（例如娱乐、时尚、旅游等产业中的创新）与科技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创新经常领先于研究，如蒸汽机的发明就先于热力学的构建。历史学家乔尔·莫凯尔注意到，即使在企业家们本来可以利用某些科学成果时，他们通常也冲在科学前面，依靠预感和实验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