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流行三法则(1)

无论是暇步士的时尚潮，还是流行病的传播，都是流行三法则——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巴尔的摩的流行病毒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梅毒疫情袭击了巴尔的摩市。1995年至1996年的一年时间内，携带病毒的新生儿人数就增加了500%。巴尔的摩市的梅毒发病率曲线图显示，多年来该曲线一直保持稳定，但到了1995年，梅毒发病率几乎呈直线上升态势。

巴尔的摩市的梅毒疫情因何被引爆？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问题就出在强效可卡因上。强效可卡因会大大增加高风险性行为的发生率，而高风险性行为则会导致艾滋病和梅毒的传播。强效可卡因的诱惑让许多人到贫民区购买毒品，这一做法增加了他们把病毒携带回家传染给家人和邻居的可能性。强效可卡因改变了邻近地区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疾控中心说，强效可卡因正是梅毒肆虐的推动力。

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性传播疾病的专家约翰·詹尼曼（John Zenilman）则认为，发生梅毒疫情的原因在于该市贫民区糟糕的医疗服务。詹尼曼说：“1990年到1991年，到全市传染病诊所就医的人数为36000人。随后，由于预算问题，该市决定缩小性病诊所的规模。临床医生的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内科医生本来有3位，现在实际人数为零；就医病人则减至21000人；到发病地进行外勤服务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许多人忙于玩弄权术，许多应该做的事情都被搁置，比如计算机需要升级，却无人处理。这是城市官僚机构管理失灵的一个最严重案例。药品都快被人们用光了。”

换句话说，当巴尔的摩性病诊所的就医人数达到36000人次时，梅毒的蔓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按照詹尼曼的说法，当就医人数为36000人至21000人之间的某一数字时，疫情就爆发了。它从市中心开始蔓延，通过街道和高速公路传播到城市的各个角落。突然之间，那些可能已感染上一周但是还没接受治疗的人，在被治愈之前有两三周甚至4周的时间四处传播病毒。而糟糕的医疗状况使得梅毒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种理论由美国流行病学权威专家约翰·波特雷特（John Potterat）提出。他认为，疫情爆发的祸根在于，这些年的物质条件变化对于巴尔的摩市的东西部城区有很大影响。巴尔的摩市中心是梅毒高发区域，在市中心两端的东西部城区经济状况均严重萧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尔的摩市曾大张旗鼓推行一个政策，即拆毁东西城区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旧式高层住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工程是拆毁西区的列克星敦叠式大楼和东区的拉斐耶宫，而这两栋居住着数以百计户人的大楼则扮演着犯罪中心和传染病中心的角色。随着拆迁工程进行，人们从东西城区的这些老楼中搬走，犯罪和传染病的流行情况也开始恶化。

“实在是触目惊心，”波特雷特第一次到巴尔的摩东西城区巡视时说，“50%的联排房屋都用木板封得严严实实，有一处的建筑物都已经被破坏掉了。政府要人们撤离等于加快了人群的流散。多年以来在巴尔的摩，梅毒都被控制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特定地区，性关系也被高度限制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但是拆迁工程却迫使这些人搬迁到巴尔的摩市的其他地区，他们因而把梅毒连同其他行为一起随身带走。”

有趣的是，这几种解释中所提到的事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疾控中心认为强效可卡因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但1995年并不是强效可卡因首次流入巴尔的摩市的时间，它在该市早已存在多年。疾控中心的意思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强效可卡因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有所加剧，而这一变化足以促成梅毒疫情的暴发；同样的，詹尼曼并没有说巴尔的摩市的性病诊所都被关闭了，而只是说其规模减小，临床医生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波特雷特也没有说整个巴尔的摩都在进行大迁徙。他只是说，一些拆迁工程使一些住户搬离了城区的住房，让梅毒疫情达到顶峰。只需要一些微小变化，流行病原本所处的稳定状态就有可能被打破。

还有一点更有趣，这些解释都在描述一种引爆流行病的完全不同的方式。疾控中心关注的是疾病暴发的大背景——毒品的流入和增长是如何改变一个城市的环境，从而引爆疾病流行的；詹尼曼谈论的是疾病本身。诊所规模缩小等于给了梅毒一线生机。它原本是急性传染病，现在成了慢性传染病。它原本仅能在人体内逗留几天，现在却能延续好几个星期；波特雷特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携带梅毒病毒的人。在他看来，梅毒的传染源是巴尔的摩市特定的一类人，这些人极度贫困，可能吸毒，性行为频繁。如果这种人突然从他（她）生活的街区迁移到一个原本不存在梅毒问题的新街区，这种疾病的疫情有可能被引爆。

换句话说，引爆一种流行病并不是只有一种途径。流行病爆发需要三个条件：能传播传染病病原体的人、病原体本身和其发生作用所需的环境。当一种流行病爆发时，三个条件就失去了平衡。疫情被引爆，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让其中一个甚至两三个条件发生了变化。我将这三个变化条件称为：个别人物法则（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法则（Stickiness Factor）和环境威力法则（Power of Context）。

个别人物引爆的流行潮

东村的几个年轻人发起了暇步士流行潮，几栋居民楼的搬迁足以引发巴尔的摩梅毒大流行，当我们如此谈论这些事情时，我们所指的其实正是在事情发展过程中，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关键。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极端的观点。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的“80/20法则”的意思就是，在所有情况下，一项工作中的大约80%都是由参与工作的20%的人完成的。80%的犯罪活动系20%的犯罪分子所为；80%的交通事故由20%的司机造成；80%的啤酒被20%的饮酒人士喝掉。这个法则表现在流行病上就更为极端了——极少数人引发了流行病的传播。

例如，波特雷特曾分析过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淋病疫情。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研究每一位到公共健康诊所治疗淋病的患者。他发现，其中约有一半病人来自4个街区，这4个街区大约占整个城市面积的6%。生活在这6%地区的病人中，有一半人把相同的6家酒吧作为主要社交场所。波特雷特把768人分组进行访谈，他发现，其中600人或者从未把淋病传给他人，或者只传给了一个人。他把这些人称为非传染者。那些使淋病流行的人则是剩下的168人，他们把淋病传染给两三个人，甚至四五个人。换句话说，在人口超过10万的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淋病疫情的暴发就是因为这168个人，他们生活在相同的4个街区，常常出没于相同的6家酒吧。

这168人是谁？他们不是寻常之辈。他们每晚都要出门，性伴侣远远多于常人，他们的生活习性、举手投足都不同寻常。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东区的各家台球厅和室内滚轴溜冰场上，有一个名叫“老板”达内尔·麦吉的人经常在这些地方出没。他是个大块头，身高有6英尺，相貌英俊，具备滑冰天赋，他在溜冰场上的精湛技艺能赢得姑娘们的尖叫。他特别喜欢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所以他给她们买首饰，开着凯迪拉克带她们去兜风，让她们吸食强效纯可卡因，使她们染上毒瘾，然后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从1995年开始到1997年他被神秘枪杀之前，他至少曾和100名女性发生关系，据统计他至少让其中30名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同样是这两年间，在1500英里以外的纽约州布法罗市附近，另一名男子——他跟“老板”是同一类货色——穿梭于詹姆斯敦商业区贫困的大街小巷之中。他名叫纳山·威廉斯，人们也称他“飞思”（Face）、“私睐”（Sly）和“下体客”（Shyteek）。威廉斯玩弄了几十个女孩，他在市区不同地点有三四处公寓，他全靠从布朗克斯走私毒品为生。（一位了解该案的流行病学家向我坦言：“这家伙真是个天才。如果我照他那样做而且逃脱了制裁，那我这辈子都用不着再上一天班了。”）像“老板”一样，威廉斯外表充满魅力。他买玫瑰花送给女友们，让她们拨弄他的长发，在他的公寓里，他通宵达旦提供大麻和麦芽酒以助大家狂欢作乐。威廉斯如今被关在监狱里，而他至少让以前的16个女友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还不是最出名的。在《乐队继续演奏》（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书中，兰迪·希尔茨详尽探讨了一个所谓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他是一位加拿大籍法国人，叫盖藤·杜加斯，是一名客机服务员。他声称他在整个北美洲有2500个性伙伴，并至少同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最早发现的40起艾滋病个案有关。正是这一类人使流行病一触即发。

社会流行浪潮的发展过程与此相似。它们也是由少数几个人驱动起来的。在驱动社会流行浪潮方面，这些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性欲旺盛，而是因为他们擅长社交、精力旺盛、博学以及在同类中有足够的影响力。在暇步士案例中最让人困惑不解的就是，那些鞋是如何从仅由几个引领时尚的曼哈顿潮人穿在脚上，发展到进入全国各家购物商场的货架上销售。东村与整个美国中产阶级之间有什么关系？

个别人物法则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在这些特别人物中，有人意识到了时尚趋势，通过自己的社交能力、活力、热情和魅力把“暇步士”传染给大家，就像盖藤·杜加斯和纳山·威廉斯之流把艾滋病病毒传播出去一样。

强大的附着力

在巴尔的摩，当市内的公共诊所规模缩小时，梅毒原来在城市贫困地区传播的特点就发生了变化。这种病原本属于急性传染病，也就是说，大多数患者原本能迅速得到治疗，因而没有机会将病毒传染给他人。但是，由于诊所规模的削减，梅毒逐渐转变成了慢性病，患者能够传播病毒的时间比以前增加了三四倍甚至5倍。疫情暴发一般是由几个特别患者发挥的特别作用所致，但有时其暴发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出现了意外情况，从而使病原体本身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