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进城务工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变化，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农村，二是城市。
农村的变化有目共睹。最直观，也最声势浩大的变化，莫过于两亿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涌向理想中的致富天堂——城市。这些从土地中走出来的农民，为了自己的明天过得更好，背井离乡去寻找梦想，他们用义无反顾的行动，浩浩荡荡地汇成了一个新的平民阶层——进城务工人员。
城市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立体交通四通八达、商业经济空前活跃、文化娱乐日益繁荣，昔日宁静陈旧的小城，如今都发展成了一座座繁华热闹的都市。而所有的这些变化，都离不开进城务工人员的辛勤劳动。
当你在抱怨街边的早点不够卫生的时候；当你在埋怨家里保姆既啰嗦又邋遢的时候；当你在对送水上门的小伙子指手画脚的时候，你可曾想过是谁在为你做早点、洗衣服、搞卫生、送服务？
无法想象，没有他们，都市人的生活将会怎样地不便甚至麻烦？没有他们，繁华的城市将如何正常运转？没有他们，我们将如何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小康社会的转变？
因此，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同时聚焦在农村和城市这两大层面的时候，就更加不能忽略他们——进城务工人员的身影。
那么，在本书的开篇第一章，让我们首先来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吧。
一
我是九年前离开四川阆中老家的。当时我24岁，刚刚当上爸爸还不到一年。其实在我们那个贫穷的地方，我的生活还算是不错的。我和妻子都是初中毕业，家里有一幢半新不旧的两层泥砖小楼，还有一亩多的梯田和两头牛，过过日子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村里我俩毕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自然就不安心过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我和妻子一商量，决定先由我外出找活干，等有了立足之地后，再把她和女儿接出去。
我最初去的是深圳，因为听说那边很发达，工资水平高，钱也比较好挣。可到了深圳之后才发觉，事情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美好，像我这样文化水平低，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在那里就连找个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做做也是很难的。
在深圳呆了五天，我就灰心了，之后我去了广州。在广州遇到的情况比深圳也好不了多少，虽然我陆陆续续在一些私人小店里找到过临时的工作，但工资低得可怜不说，还很不稳定。起先我通过职业介绍所到一家小型的托运社打工，每天要搬上千斤的货物，工资却只有15元一天。就算这样，我也安心了，因为暂时总算有个着落了。可不知怎么的，还没等我做满一个月，好好的一家托运社就突然关门了。后来我又给一家花店送货，虽然刮风下雨都得在外面跑，但比起搬运货物的活儿却要轻松多了。没想到刚做了两个多月，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来广州投奔他，本来花店的规模就不大，多一个人手就得多一份开支，老板当然只有把我给辞了。可能是快到过年了吧，以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竟一再碰壁，怎么也找不到新的工作。
眼看着春节一天天地临近，我的心情越来越沮丧。这是我外出的第一年，我多么想回家看看妻子，看看我那即将满月的女儿啊，可是我出来都快半年了，却还没赚到什么钱，哪有脸面回家去呢？况且就算我肯厚着脸皮回去，身上的钱也不够买回家的车票啊。年三十晚上，我是啃着面包，坐在广州汽车站候车大厅的椅子上度过的。
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听说顺德那边企业多，需要的工人也多，我就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车票去了顺德。可不巧的是，春节还没过完，就有大批的打工者已经捷足先登涌到了顺德，等我赶到那里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已经招满了工人。我在顺德跑了两天，问了足有二三十家工厂，可得到的回答全是已经不需要工人了。到顺德的第三天，我的钱终于花光了。那天晚上，我在路上茫然地走着，天黑了，冷风起来了，我就下意识地蜷缩在了路边的一个角落里，脑子里迷迷糊糊的，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自己怎么就这么没用呢？我想到了死。可要是我死了，家里人该怎么办呢？想想家中的妻子和女儿，我真是羞愧万分哪。
第二天天还蒙蒙亮，我就被冻醒了。这时，饥饿的感觉就像汹涌的潮水，一阵阵地向我袭来，好像有一把刀子在我的胃里剜着似的疼痛。我这才想起，昨天根本就没吃晚饭，因为我已经身无分文了。怎么办？去偷？去抢？老实说这些念头一刹那间就都涌进了我的脑子里。这时候，不知从哪里突然飘过来一阵油炸面食的香味，我循着香味抬头望去，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早点摊。一位中年男子正围着一块不怎么干净的围裙在炸着油条，边上还候着不少买早点的人。
他就是李广发师傅，我的救命恩人。在那个刻骨铭心的早晨，当我被油条的香味稀里糊涂地吸引到早点摊旁时，李师傅仿佛一眼就看穿了我是个不名一文的流浪汉。他动作麻利地拿了两个烧饼，卷进一根油条，用塑料袋套好后递给了我。我狼吞虎咽地吃完烧饼油条后，脑子才清醒了不少。我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已经连这一块钱的早点钱也拿不出了。没想到李师傅竟说：“小伙子，我知道你没钱，你走吧。”可是，我还能到哪里去？根本找不到工作，要么就去要饭了。
结果还是李师傅收留了我，他教会了我做早点的手艺，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靠着这门手艺过上了越来越好的日子。
二
我跟着李师傅在顺德做了半年多的早点，手艺就已经学得挺不错了。我这个人文化虽然不高，不过聪明还是蛮聪明的，怎么烤烧饼，怎么炸油条，师傅只要教我一两次，我就能基本掌握要领了。俗话说：熟能生巧，说得一点不错。我每天跟着师傅做早点，不知不觉就摸索出了许多只能意会的诀窍，到后来，我做出来的早点比师傅都要好了。比如炸油条，用同样大的面团，我炸出来的总是又大又脆，其实我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可能就是翻油锅的技巧更娴熟一些吧；再比如烤烧饼，炉膛里的温度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一样的，越接近炭火的地方温度自然越高，所以把饼贴在不同的位置上，烘烤的时间应该是不一样的，掌握了这一点后，我烤烧饼总是又快又香，但又决不会烤焦了。
一次，师傅开玩笑地说：“田青，凭你现在的手艺，完全可以自立山门了。要是你在我的对面摆个早点摊，保准把我的生意全抢光！”师傅的话真是触到了我的心里啊。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当摊主，师傅的话说得没错，按照我现在的手艺，自己摆个早点摊肯定生意不会差的。但是我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呢？在我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是李师傅挽救了我，如果没有他，我现在很可能已经成了小偷，或者饿死在了街头。我对李师傅说：“师傅，我哪里也不去，就给你做帮工。”可李师傅仿佛早已有了打算，他说：“不过摆个早点摊多少也得花些钱，我知道你把钱都寄回家去了，现在你也拿不出这个资金。这样吧，你在我这里再做半年，我每个月给你加150元钱，你别往家里寄了，等攒个千把块钱下来，你就自己做早点摊主吧。”
可是，我还没有做到半年，李师傅却病了。这病来得可真突然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喝啤酒的，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听到师母在门外大喊：“田青，田青，你快来看看，你师傅怎么了？”我跑进师傅的房间一看，只见他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怎么叫也叫不醒。我急了，赶紧背起师傅就往外跑。没想到一到医院，医生见了后就责怪道：“怎么搞的？脑溢血的病人怎么能这么随便搬动？”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脑溢血，但是被医生这么一骂，我倒真的有点害怕了。我急得语无伦次地说：“医生，我不懂的……”
师傅被推进去抢救了，我和师母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走廊里心焦地等待着。我在心里一遍遍地祈祷着：好心有好报，李师傅对我这么好，他一定会救过来的。大概过了个把钟头，那位责骂过我的医生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他说：“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不过有后遗症……”“后遗症？”我和师母不约而同地问道。“就是半身瘫痪。”“瘫痪？”听到这两个字，师母跌坐在了椅子上。而我也有点懵了：“医生，是不是因为我动了师傅的缘故？”那位医生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说：“别自责了，要不是你及时把病人送来，他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的。”
师傅的一场病，几乎用光了这几年的积蓄。出院后的师傅已经成了半个废人，我对他说：“师傅，就让我来管早点摊吧，我来挣钱养活你和师母。”可是师傅的脾气不知怎么的突然变得很暴躁了，他怒冲冲地说：“跟你说好再跟我半年的，我要你来同情啊？”呛得我说不出话来。
师傅的老家在浙江江山，他和师母商量了之后，决定回老家去。我看实在没办法阻拦师傅，就要求送他回老家。这一次师傅没有反对，因为他这么半身不遂的样子，师母一个人是没办法把他弄回去的。可是，当我把师傅送到杭州，上了去江山的长途汽车后，他却怎么也不让我继续跟着去了。我知道师傅是为我好，他不想拖累我啊。
我虽然舍不得师傅，但又不敢违拗他。就这样，我留在了杭州。虽然我不知道师傅的家到底在哪儿，可我想离师傅近一点儿。
三
要在杭州生存下去，自然得想法子赚钱。不过我已经有了做早点的手艺了，再不用低三下四地去找工作了，我决定自己做摊主。不过，最初我并没有做早点，因为我发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做早点的小摊已经很多了，再要找一处理想的地方实在不太容易。况且光我一个人做早点根本就忙不过来的，而我还没有能力请帮工。所以我先买了一辆小三轮车，又从别人的手里买来了一只旧的烤炉，打算先摆个烤饼摊，专门就做晚上的生意。
我选择的地点是原先的杭州大学的后门附近，我发现这里晚上的人气很旺，各种小摊特别多，而且学生也很喜欢吃那种薄薄脆脆的烤面饼。说起这种面饼，其实做法和烧饼是差不多的，因为摊得要比烧饼更大更薄，所以烤出来特别的香脆，里面的馅儿是干菜和肥肉沫，我还喜欢在馅里拌上一点点的辣酱，味道相当不错的，有时候我没时间吃晚饭，也喜欢顺便给自己烤两只饼吃吃。
真没想到，就是每天晚上卖卖这样的烤饼，竟会有那么大的赚头。杭州真是个好地方，挣钱比在顺德的时候容易多了。我觉得这里的人特别想得通，舍得花钱买东西吃。那些学生其实也不能算是杭州人吧，可是他们一到了杭州，也变得肯花钱起来，每天晚上来我摊上买饼的学生都是一拨拨的，我一边做一边烤，停都停不下来，一晚上卖一百只饼还不算多的，有时可以卖到近两百只。你算算看，一只饼卖一块钱，成本是四毛多，一个月下来，就有两三千元好赚呢。
1996年的春节又来临了，这是我离开家乡的第三个年头，我已经有三年多没看到妻子女儿了。做了半年多的烤饼，我的身边有了一万多元的积蓄，我决定风风光光地回家过个年，然后就把妻子接出来，我们一起做烤饼生意。
妻子看到离别了三年多的我终于回来了，高兴得哭了起来。我知道她带着幼小的女儿，一边照料着家里的田地，一边盼着我回来，肯定吃了许多的苦。当我把厚厚的一沓钱从内衣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来，交到妻子手里的时候，妻子激动的手都颤抖起来了，她活到这么大，都还没见到过这么多钱啊！
春节过后，妻子就随我回到了杭州，女儿实在太小，我们就把她交给了她奶奶照看。我和妻子在古荡湾租了一间农民房，12个平方，200元一个月，就这样，我们在杭州安下了一个家。
我们继续在老地方卖烤饼。有了妻子做帮手后，我做饼的速度快多了，每天都能卖掉两百多只烤饼。勤劳的妻子还不满足，又去买了一只炉子和一只钢精锅，她一边帮我收钱，一边卖起了茶叶蛋，你别说，生意还真的不错。那阵子，我俩真是过得开心极了。我们想，如果这样做下去，不出三年，就可以赚下五六万元钱了，这在我们老家，足可以盖一幢新楼房了。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小贩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学生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几乎没什么生意好做。平时，则要担心管市容的人来突击检查，如果被他们抓到，罚一点钱还算是轻的，弄得不好家当都会被他们拿去。有一次，一个卖烤番薯的被他们逮住了，结果烤炉被砸得个稀巴烂。我真的有点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凶？我们又没有什么坏念头，只是想赚点钱罢了。要说我们影响市容吧，其实我们也只是在晚上出来一下，再说他们把炉子就那么砸烂在街上，不是更加影响了市容？不过这都是早几年的事了，现在虽然管得比过去更严了，但都是先和我们讲道理的，已经比较文明了。大概是1998年的10月份吧，我被管市容的人抓牢了。其实当时一听到有人说检查的人来了，我反映还是比较快的，骑上三轮车我就往上宁桥方向跑，刚刚烤好的面饼撒了一地，妻子看了心疼，就停下来去捡那些饼。我一迟疑，就被一个穿制服的给追上了。我看他长得挺面善的，就低声下气地求他，妻子捧着捡回来的面饼狼狈地站在一边。这位管市容的大哥看了我们好一阵子，突然说：“你知道为什么一路上有那么多的小贩，我偏偏要抓你吗？”我茫然地摇摇头。他说：“因为你卖这种饼是在害人！”被他这么一说，我急了：“我只是卖烤饼，哪里害人了？”“我问你，你炉子用的是不是煤？”“是啊。”“你们这些摊贩就晓得省钞票。你晓不晓得，烧饼是应该用炭烤的，用煤烤烧饼，有毒的焦油都吸收到烧饼里去了，这是致癌的物质！”
这我以前倒是真的不晓得的，没想到用煤烤烧饼会这么危险的。那天挨罚之后，我就和妻子商量：这钱要赚，但是害人的事也做不得，以后我们就用炭来烤饼。这么一来，面饼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本来一个饼有五毛多好赚，现在连三毛钱也赚不到了。更可气的是，和我们一起卖烤饼的还有几个小摊，他们用的仍然都是煤球，为了拉生意，他们还把每只饼的价格从一元钱降到八毛。这么一来，我就有点难以支撑下去了。
四
真是祸不单行，房东又通知我们，他们的房子不久就要被拆除了，让我们尽快搬走。我和妻子赶紧又去找新的出租房。为了省钱，我们决定再往城市的西面更偏僻的地方去租房子。
真是不看不知道，没想到我来杭州才四年多工夫，城市的西面已经变化得那么大了，到处是漂亮的楼房，完全是一个新的城市模样。我和妻子一直找到了最西面的骆家庄，才租到了比较满意的房子。那天晚上，我们一边搬家，一边商量着。妻子说：“这里离杭大那么远，赶来赶去真不方便。你不是总想做早点吗？我看这里没有什么早点摊，我们干脆就在附近找个地方摆个早点摊吧。”妻子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们打算先回一趟老家，把女儿接来身边，然后就安安心心地经营一个早点摊。
2000年，我和妻子在老家过完春节后，就带着女儿回到杭州，在城西文华路上摆出了一个早点摊。这个早点摊我们是交了管理费的，每天只要在九点之前收摊，把路面收拾干净了就行，再不用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生怕有人来抓了。
定下心来，我们就可以好好地经营自己的早点摊了。我们还是以烧饼油条为主打产品，同时还卖拌面、馄饨。这里的生意果然不错，我们生怕人手不够，还特意从老家叫来了两名帮手。为什么要叫老家的人？自己熟悉的人当然要放心多了，再说他们也想出来见见世面。
生意一好，进货也就更方便了，每天要的肉末、面粉、面条、馄饨皮什么的，根本用不着自己再上门去采购，他们天天都会主动送过来的。去年上半年吧，来了一个卖油的，是个陌生人，他的油卖得特别的便宜，别人要15块一桶的油，他居然只卖8元。当时我就觉得这油有问题，可一时贪小，也就进了五桶。回头倒出来炸油条的时候，发觉这油的味道果然有点不太对头。可是想想已经花了40块钱了，总不见得就这么浪费了吧，况且要不是像我这样有过几年炸油条经验的人，这油的味道估计是闻不出来的。我叫妻子和几个帮工闻闻，他们果然都说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于是我也就安心了。炸出来的油条照样畅销，根本没人说什么。
有一天，摊上来了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他一边看报纸一边坐下来吃早点，可刚吃了一口油条就吐了出来，他走到我跟前问：“老板，你这油条怎么一股氨水味道？是不是用了泔水油？”被他这么突如其来地一问，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赶紧说：“什么泔水油？我不晓得的。”“老板，泔水油是吃不来的。你看看报纸吧，小心防疫站来查你！”说着扭头就走了。我拿起小伙子留在桌子上的报纸，果然看到了报纸上关于泔水油的报道！老实说，过去我还真不知道有泔水油这回事，看了报纸上的报道，我真的后悔进了那五桶油。当天晚上，我就把剩下的三桶半油给倒掉了。
是的，我现在烤烧饼用的都还是木炭，我说过，我要赚钱，可绝不会为了赚钱去做害人的事。所以，现在我进货都是认牢地方的，我可不会再做因为贪小而进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的傻事了。
今年春节我们没有回老家，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的打算，我想好端端租一个店面，开小吃店，当然还是要做早点的。我算了算，连租金加装修，各种投资总要个六七万吧，这几年下来，我们也已经积攒了这些钱。如果这时候回一趟老家，又得花掉几千块钱，不合算的。店面已经基本谈好了，等过完年我们就可以动手装修了。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有自己的小店了，白天我们靠它赚钱，晚上，我们就睡在店里。
（口述人/邓田青，男，33岁，早点摊主，四川阆中人。采访时间：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