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八股文，从明初洪武到成化年间，是由始而兴的时期。朱元璋在总结历代兴衰的基础上，得出“致治之道在于任贤”的结论，他既想选拔人才，又想控制人才的思想。宋、元的经义，还没有完全规定考生应该说什么，而朱元璋却希望能够自己规定考生说什么，于是他最终创立了八股取士的制度。
明初的八股文规定主要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并且要根据程、朱的注释来阐发题意，那些参加考试的考生一定要把四书五经熟记于心，才能在考场上游刃有余。这样，儒家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便在文人心中根深蒂固，非常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明初的八股文规定，还必须“代古人语气为之”，也就是代圣人立言，这也是促使文人深入研读儒家经典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文人学者要想做到代圣人立言，就必须站在古人当时的立场上，揣摩他们的所思、所想，在经典上所费的精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此时的八股文在格式上已经大量使用对偶句，这主要是由宋代经义沿袭而来。
由于明朝初年的八股文处于初创时期，所以初具体式，文体格式比较简单，说理直截了当，文风比较质朴。明初的八股文讲究取神、取骨、取理、取气，把字、句放在最后。
明代初期的八股文对明代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人只有通过八股取士才能获得功名利禄，这就促进了儒家思想的传播，使程朱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钳制人们的思想，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明初的八股文还为国家选拔了成千上万的具有儒家正统思想的人才，从而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使刚刚建立的明王朝稳定了下来。八股文也使明初的文坛死气沉沉，形式刻板僵硬，缺乏新鲜的气息。
明代的八股文从创制到永乐年间，已经基本定型。到成化年间，已经完全成熟。这种成熟首先表现在八股文体已经完全，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破题、承题、起讲和八股部分的内在关系已经完全顺畅。
这个时期的八股文名家有于谦、唐寅、王守仁等。唐寅字伯虎，是明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唐寅为人放荡不羁，风流倜傥。他为秀才时，对八股文不屑一顾，当时的人都嘲笑他。他说：“若闭户经年，取解首如运掌耳。”后来，果然中榜。这一方面说明唐寅才华出众，另一方面，也说明学做八股文并不需要有多大的学问。
从正德至嘉靖年间，是明朝八股文的繁荣时期。此时的八股文，无论是写作理念还是写作技巧，都达到了明代的最高水平。正德、嘉靖时期的八股文，讲究“开合首尾，经纬错综”，既讲求文法，又不拘泥于文法，气势宏大。此时的八股文尤其讲究认题、尊题、肖题，所以不仅能阐发圣贤的意思，而且能发圣贤所未发。同时，这一时期的八股文仍然采用经籍中的语句来阐释文章的题目，又不同于明初的作品，在语气中运用训诂之理，其中的义理如同己出，由此可见明代文人对儒家经典研究的透彻和领悟的深刻。
正德、嘉靖年间的八股文还特别注重结构的严谨。文章脉络清晰，严谨有序，逻辑性强，在明代的八股文中独树一帜。这一期间，八股文大家辈出，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大师的出现，是正德、嘉靖年间八股文进入繁荣的标志。
明代的八股文发展到隆庆、万历年间，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繁荣；对八股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其呈现出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特征。
隆庆、万历时期的八股文讲究遣词造句，追求语言的华美和出奇，形成了“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风气。同时，这一时期，佛经、道家言论、市井俚语都可入文。八股文还与当时的古文融合，内容大为拓展，越来越与古文所表达的内容相近，文体格式也有突破，与古文接近。这一时期既是八股文的变革时期，又是明代八股文由盛而衰的转折期。这一期间比较著名的八股文名家有顾宪成、冯梦龙等。
天启、崇祯时期为八股文的衰落期。此时的八股文普遍不尊重经文和传注，远离现实，放言空谈。八股文的形式被全面突破，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八股文已经是江河日下，越来越衰败了。
（三）清朝的八股文
清军入关建立政权以后，为了应付人民的反抗，对人民思想的控制与明朝相比有增无减。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大兴文字狱，对怀有叛逆之心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镇压。清代文字狱的残酷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制造了许多文字狱冤案，其中就包括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冤案。比如当时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任江西科举考试的主考，他在乡试中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为题。而此时朝廷正在推行保举制度，雍正皇帝认为查嗣庭是有意在讽刺保举制度，就把他关进了监狱。查嗣庭在监狱中病死，死后还被戳尸。如此种种的文字狱冤案，在清代不胜枚举。
清朝统治者认为只靠文字狱来进行思想控制是不够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束缚人心，重要的还是要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来麻痹人民，于是清王朝统治者很快就想到了程朱理学这个思想统治的工具。康熙皇帝曾经在《四书讲义序》中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明确地传达出了用儒家道统、尤其是程朱理学来维护其统治的意图。清代统治者把理学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主要的就是依照明代的旧制，继续推行八股取士的制度。清王朝的统治维持了两百多年，与其推行的这种文化政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清初采用的八股文形式与明代基本相同。此时的八股文已经走到了颓废的边缘。到了康熙初年之后，清代的八股文从法定体制到各种形式及作者的文风，逐渐形成了清代八股文的风格。与明代八股文相比，有一些不同点。
从顺治二年开始，开始规定八股文的字数，规定每篇不得超过五百五十个字。这主要是出于考试时间的需要。当时考秀才、举人和进士一般都是第一天进场，第二天才出来。考试时间非常长，如果不限制字数，写的文章太长，考官阅卷时会有很大困难，所以一定要严格限制字数，上限和下限都有规定；康熙二十年，又增加到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明确规定乡试、会试文字数为七百（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字数相对比较自由。这一字数限制，一直到八股文废除时，还在执行着。另外，明代的八股文在文章结束以后，作者都会有一段总结性的语句，来表达作者的观点，称之为大结，清代的八股文则没有大结。
清代的科举考试，明确规定了出题时各书的次序。顺治二年就明确规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首题是《论语》、次题是《中庸》、三题是《孟子》；第二种首题是《大学》、次题是《论语》、三题是《孟子》，科举考试的官员，都要按照这个规定出题，不能违反，而在明朝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另外，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有时候可以用“不吉祥”的字眼命题。因为四书中有很多“不吉祥”的话，但是，这种允许是相对的，如果太不避讳，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如文字狱冤案等。
明代的八股文名家很多，但是没有收录八股文的专书，清代乾隆初期，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奉旨编定了《钦定四书文》，后来收到《四库全书》中，这在明代是没有的。清代的八股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磨勘”。所谓“磨勘”，就是前面第一章所说过的，“磨勘官”要仔细检查每一张八股文试卷，看字的笔画是否正确，语法通不通，文章用的典故有没有错，有没有避皇帝的名讳，有没有避“丘、轲、熹”字，最后还要看是否入口气。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就叫做“磨勘”，出现“磨勘”的文章，一定会被淘汰，由此可见清代八股考试的苛刻。
清代的八股文在康熙、雍正、乾隆期间发展得比较好，出现了一些八股文写得好的作者，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都反对科举考试中浮夸的文风，康熙皇帝推行质朴的文风，雍正则要求八股文要“清真雅正，理法兼备”，清代朝廷的这些干预，对当时的八股文风有很大的影响。
清代的八股文发展到中后期，由于八股文题大多已经作尽，要想作出新意很困难，所以抄袭之风盛行，此时所作的八股文文辞空洞、枯燥乏味，没有任何独特的见解，八股文正一步步走向衰落。到了清朝末年，科举制度的弊端渐渐暴露，受到广大文人志士的强烈攻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八股文也从历史舞台上消亡了。
八股文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存在了两百多年，对清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教育和政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在思想方面，八股文迫使清代的文人不得不潜心研读儒家经典，这一方面有利于古代文化经典的传承，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不利于创造力的形成。其次，在教育方面，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一般都是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开始诵读四书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所以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传承。最后，在政治方面，八股取士有效地钳制了文人的思想，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