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的《李娃传》中，唐代白行简写过这样一个情节，那位荥阳公之子自见李娃一面以后，念念不忘，经打听，知道住在鸣珂曲的这位女郎乃倡家，遂携重金造访。小婢见客人叩门，急忙走告李娃，说上次假装丢失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门来了。那次邂逅，李娃对这位来京应试的举子，堪称一见钟情，显然也一直期盼着他的再出现。可想而知，这一对青年男女，再见面时该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了。谈笑间不觉已是“日暮”，街坊“鼓声四动”。这是唐朝的规矩，也是唐以前历代的规矩——禁夜，中国人到了晚间就失去行动自由。每晚，军士以鼓声周知百姓，禁夜即将开始，这也就是“暮鼓晨钟”的来历。
李娃的母亲，也许是养母，用时下的话说，即“妈妈桑”，便关心地问起来，公子你住在哪里？远近如何？是不是应该动身回去？可公子怎么舍得离开这位明眸皓齿、艳美娇媚的李娃呢？一位漂亮的小姐，对年轻异性来说，就是一块磁铁。他不想走，至少不想马上走，便编了一个谎。“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因为鸣珂曲在平康里（坊）内，邻近东市，延平门则在西市之西，这之间，应该相距十公里以上。荥阳公之子“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来，便说：“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于是，他达到目的，得以留宿。
据此可以看到，唐朝之实施禁夜令，最为坚决彻底，天子脚下的都城长安当然更是严格。唐韦述的《两京新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试想，一年之中，只有三天不“禁夜”，其余三百六十二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这实在是很痛苦的限制。在《太平广记》卷一百的《张无是》中，就有因怕犯夜而有家归不得的情节：“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现在可以估计，《李娃传》中的“鼓声四动”，大概是即将禁夜的准备信号，《张无是》中的“夜鼓绝”，则是禁夜令生效之时。
鼓声刚起时，如果公子马上离开鸣珂曲，回到其骗老太太所说的住处，“延平门外数里”，大概是来得及的。何况他骑的是马，只要紧赶两鞭，也就不至于犯夜了。而张无是所以“跧”在桥下不能回家，因为夜鼓已经敲过，随而“门闭”；城门或是坊门一关，他只能露宿街头，那后果很可怕，必然要被巡逻的“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抓住，反倒不如躲在桥洞底下将就一宵为妥。
犯夜的处罚，据《大清律例·夜禁》：“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据说北京前门大街的宵禁，晚清还在断续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彻底去除。可见禁夜令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这三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夜晚无行动自由，只有憋在家里自我闭关一途。如果走出家门，必被逮治。而犯夜，是要受笞的，晾出屁屁吃板子，又羞又痛，随后还得贴棒疮膏药。在《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五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风流人物、知名诗人，就因“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一般来讲，受笞，打的是屁股，不知为什么他们专打诗人的脸。估计温庭筠自视甚高，不会太买账；而局子里的人并非文学爱好者，也不想参加诗协或作协。于是乎，温庭筠很吃了些苦头，弄得牙都掉了，十分狼狈。
“禁夜”乃中国第一恶政，是封建统治者最乐用、也是最常用的专制手段，以治安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可恨之极。为什么会有这种既不抓你，也不打你，却要你入夜以后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的“禁夜令”？至今未有人考证出来谁是这种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我认为，百分百是御用文人拍马屁拍出来的“好事”。因为，文人巴结上统治者以后，得以在权力的盛宴中啖到一点残羹剩饭，马上会从“帮闲”的动嘴阶段过渡到“帮凶”的动手阶段，以半个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这个“牧”字来描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讨好统治者，麻醉被统治者。何谓牧？牧牛牧羊之牧也。老百姓是人，不是牲口，焉能用这个牧字？然而，正是这些无耻文人，一身贱骨头，称州长为州牧，称郡守为郡牧，称统领万民的皇帝为天下之人牧。于是帝王也好，官员也好，也就堂而皇之地按照牧养牲畜的办法，白天把老百姓赶出去自行觅食，晚上撵回来关进圈舍。老百姓一旦等同于牲口，也就难逃牲口的命运。《孟子·梁惠王上》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孙奭疏：“言今天下为牧养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杀人者。”真是一针见血。牧牛者杀牛，牧羊者杀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以此类推，牧人者杀人，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么？
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不知道夜晚必须禁足的法令算是何种枷锁。但人之所以称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灵魂，有尊严，哪怕只是一天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被剥夺了自由，虽然待在自己的家里，但也与坐牢无异。所以，对老百姓的残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缚手脚、桎梏心灵、压迫思想、钳制精神的副作用，却不可谓小。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市场之茂盛、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过唐朝。就因为一个禁夜，一个不禁夜，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才开始中国人的全日制中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部属于自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绝对不会将其当一回事的。然而，对唐朝人而言，对宋朝人而言，却是一个获得全部自由和失去部分自由的大问题。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为中世纪的结束，宋朝为近世的开始。我认为，取消禁夜令是这次划时代变革的分界线。如果说唐朝是中国游牧社会的最后腾起，那么宋朝则是中国农业社会过渡到商业资本社会的最早辉煌。
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一收一交，强弱立见。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也。……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经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治世与乱世的差别，不用多长时间，就能看出分晓。一、打仗要死人，人口必缩减；二、战争要破坏，城市必完蛋。唐承隋末大乱，宋继五代战火，两朝所接的烂摊子基本相似。唐初人口为二千五百万，宋初人口为三千万，两朝人口总量大致相同。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载（755），用了一百零六年，人口达到五千三百万。宋初到靖康之变前的大观四年（1100），用了一百零四年，境内人口竟超过一亿，前者翻了一番，后者翻了两番。唐朝经安史之战、节度之祸、藩镇之争、黄巢之乱后，国家残破至极；靖康之变以后国土锐减的南宋，其人口总数仍与鼎盛时期的唐朝持平。
唐朝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为十七座，宋朝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为五十二座，显然，治世长的宋，其人口繁殖速度，其城市建设规模，要大于快于乱世长的唐。宋朝的首都开封，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过百万。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户户关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唐朝的黑夜是真正意义的黑夜，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隆。“处处各有茶房、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鮝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存故宫博物院，画的是鼎盛时期的开封，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视觉感受。在这幅画上，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雄伟、堂皇、气派、大度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采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物质繁荣、经济发达。
在中原地区称帝为王的朝代，以宋朝的面积最小，而小到最不堪时，宋高宗只剩下浙东和东海几个岛屿。即使最大时，北宋的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长江以南的南宋就更可怜了，国土面积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清朝的五分之一。而这个王朝却能每年给北方恶霸邻邦交数十万银子、数十万匹绢为保护费以免遭战火。西夏、党项、辽、金、元理直气壮地要这批银绢，因为是纳贡。宋王朝虽然也不大愿意掏，因为名义不好听，你在下，他在上，不过想到老子有钱，掏出一点打发这些穷要饭花子，也还是一种精神的胜利。
如果没有精耕细作，如果没有农业改良，如果没有市场竞争，如果没有全心全力，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填饱这翻了两番的人口的肚子。唐之粮食亩产量很低，仅为一石。唐末黄巢之乱，不得不以人为食，因为整个社会财富积累极少，经不起这些蝗虫般的流寇拉锯式的消耗；而靖康之变后，北方沦落，中原人口背井离乡、大量流亡，不但王侯卿相、豪门望族、富商巨贾、文武百官举家南渡，就连州县吏胥、生员举子，乃至升斗小民、寻常百姓，也想尽一切办法南逃求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后又一次人口大迁徙。然而，被金人追得走投无路的南宋政权，却能依靠物阜民康的江浙地区，接纳了数十万北来同胞，并逐步安顿发展起来，营造出一个再度辉煌的局面。
可以断言，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其臣民不可能会全心全力。尽管禁夜令不枷不锁不系绳索，然而这种精神上的枷锁，心灵上的绳索，也无从谈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宋王朝能够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巨大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
从国家年度财政收入来观察，盛唐不如弱宋远甚。在平常年景下，北宋岁入为八千万至九千万贯文，南宋岁入为一万万贯文，唐朝岁入为三千余万贯，不过是宋朝的三分之一左右。宋不仅强于前朝的唐，与后朝明、清相较，也不逊色。明朝隆庆五年（1571）国家收入为二百五十万两，万历二十八年（1600）国家收入为四百万两，按通常一贯铜钱兑换一两白银换算，那么，北宋岁入折合八百万至九百万两，南宋岁入折合一千万两。明朝的岁入不过为北宋的二分之一、南宋的三分之一，不免相形见绌，更何况明朝领土和人口均大于宋朝，尤其南宋，只有半壁江山。看来，明朝臣民真是很丢脸，从皇帝到平民，干劲儿都不如两宋。清朝顺治七年（1650），岁入为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两，离宋朝最高年收入一千六百万两，尚有差距。一直到道光、咸丰年间，经济总量才稍稍超过两宋。可清朝的人口总数此时已达三亿，比之宋徽宗时期的一亿多出两倍。一亿人和三亿人所创造出来的财富相等，夫复何言？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南宋以五千五百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五，创造了世界财富的百分之七十五。而1700年到1820年清朝康雍乾所谓“盛世”，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比重，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人口却是世界总量的百分三十六，这，就是大宋王朝的老百姓在走出“禁夜令”以后创造的经济奇迹。
因此，宋朝绝非我们印象中那个积贫积弱的耻辱王朝；积贫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上，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经济上的极大丰足和文化上的极度辉煌，是其他朝代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人的三大发明，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积贫积弱的耻辱王朝对于历史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
取消禁夜令释放出来的区区生产力也许很有限，但人们拥有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完全自由所产生的精神能量，却是无限的。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亚洲史》）。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花间集》中张泌那首《浣溪沙》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进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可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842—914）要比温庭筠（812—870）幸运得多，究竟小三十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盯梢泡妞，也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的“州桥夜市”一节，我们约略知道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市面之繁华，商铺之稠密，钱财之富裕，物品之丰足，恐怕连当下的开封也无法相比。“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貛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接下来，从朱雀门的曹家从食，“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到三更”。而“东角楼街巷”一节里，从夜到明，从天亮到天黑，宋朝的首都简直就是一个不眠之城。“自宣德东去东角楼……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胘、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枣、砂团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向晚卖河娄头面、冠梳领抹、珍玩动使之类。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在“会仙酒楼”一节中，汴京人的阔绰、挥霍，也令人惊叹咋舌。“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当时酒楼饭店所用餐具，悉以纯银打造，若不富得流油，岂敢如此奢华。在“民俗”一节中，“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在“潘楼东街巷”一节中，“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又投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士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而“马行街铺席”一节，那夜市游人之稠密，店铺生意之红火，仕女簪戴之亮丽，车来马往之喧闹，也许只有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堪与一比了。马行街在新旧封丘门之间，长约十里，“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置食物，不置家蔬。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爊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燋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貛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子、姜豉、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汤、奇豆、鹅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
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里，专门谈到了马行街。“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之。马行街，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数十里，夹道药肆多国医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多道马行街灯火。”马行街之富，只是汴京一角，由此可见，汴京尽管小于唐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但其发达富足的程度远胜前朝，而在社会公平方面亦是如此，如进学之不计贫富，如科举之不问家世，如土地之不抑兼并，如用人之不限士庶，如经商之不受限制，如贸易之不禁海运，如消费之不约奢华，如文化之不计雅俗，因此，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里，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数，绝非前朝所能企及。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既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也是割舍不去的隐痛。在他笔下，一切无不美轮美奂，无不弥足珍贵，这也是曹雪芹在黄叶村写《石头记》的心情，凡失去的，都是最美好的，凡再也得不着见不到的一切，唯有悔恨而已。所以，他对当年的汴京，倾注着怀旧之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辇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意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虽然，“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但是，“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其实，据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其街市之繁，其店铺之密，其物品之丰，其人烟之盛，其商贾之富，其仕女之靓，其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过开封。汴京最鼎盛时，拥有一百万人口，而杭州的常住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加上流动人口，加上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死于斯的二百万甚至更多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一个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绝对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
可这个“黄金时代”，无论北宋，无论南宋，都是坚决不实施禁夜令的朝代，也许这是最值得记住的一点。
因此，这个朝代商业之发达，贸易之兴隆，资本市场之出现，商品经济之形成，上层建筑之松动，政治体制之变化，文化生活之多样，消费模式之趋奢……这一切，都来自于宋朝人一天得以掌握自己的二十四个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不求人保护的自由之果。
这也就是陈寅恪的名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经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