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需要朋友的，鲁滨逊飘流到孤岛上，我想他最恐惧的不仅仅是生存的艰难，孤独才是对他最沉重的负担。有一次，我在湘黔一带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路径，走来走去，总是走到刚才自己走过而且留下记号的地方。我知道，别人曾经告诉过我的，老百姓管这叫“鬼打墙”，也就是迷路了。越紧张，越找不到出路。走来走去，在绕圈子，我真是吓傻了。密林里本来光线暗淡，眼看天色黄昏，更觉得恐慌了。就在这绝望的时刻，我听到远处有人说话的声音，原来是我们一起干活的工人朋友找寻我来了。我敢保证，那是我一生中少有的感到如此幸福的一刹那。
于是，我这才理解“嘤其鸣兮，求其友声”这句诗的意思。这首在《诗经·小雅·伐木》里的古代民谣，大概是中国最早歌颂人类需要友情、需要交往、需要社会接触的诗歌了。汉代的大学者郑玄在注笺这诗句时说：“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则复鸣嘤嘤然。”他的话表明，连小鸟都懂得用它的啼声，去寻求深山老林里的同类，大家在一起进行交往，所以相见之下，充满友情的鸣啼，变得更加热烈了。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这种求其友声，促进交流的需求，应该是更加迫切的。
起初，我发现我迷了路，曾经叫喊过的，只有山林空旷的回声。后来，我想起别人教我的经验，这种时候千万不要浪费体力。于是，我在密林中徘徊，踯躅，那份孤单无援的处境，我想，除了离群索居的隐士、深山修行的高僧，或者其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现实的孤独者以外，任何一个生活在大千社会里的成员，都不愿在这个无人的森林里多待一会的。
这时，我才深刻体会到，古人为什么要唱出“嘤其鸣兮”的诗歌呢？很简单，由于在上古社会里，人稀地广，原始落后，交通闭塞，彼此隔阂。单个的人处于粗陋的自然环境之中，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生活，居住，防卫，饮食种种条件十分恶劣，特别在抵御大自然的灾害、凶猛野兽的侵袭方面，决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氏族所能胜任的。因此，需要朋友，彼此支援，进行交往，互通信息，便是生存一种必要手段了。于是，交流也就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必要因素，连上幼儿园的刚懂事的儿童，也知道要和小朋友一块游戏的。
交往，接触，了解，联谊，是人类的本能，到了现代，讲友情，已是一个人的文明的体现。友谊，体现一个人的文化心态，是精神世界的展露，也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礼貌规范。当然，也无妨说，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准高的人，他的交谊能力也高。同样，精神世界丰富，重视礼仪和有教养的人，他的友情质量也绝对是值得称道的。只有孤家寡人，才把自己封闭起来。
其实，中国汉字中的“礼”字，最早的像形文字，就是画了一个人跽下来，向对方作揖，作请教状，这也说明在中国古老文化里，是把友情、交谊，与礼貌、礼仪紧密联系起来的。然而，我也难以理解，到底是由于我们国家人口过于众多而竞争加剧的缘故，还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部分人士心目中金钱挂帅的缘故，或者由于人们文化水平的下降，还是由于十年浩劫你争我斗搞乱了思想的缘故，在人际交往中，“礼”的成分渐渐淡薄，“非礼”的成分，倒多起来。
在马路上，谁碰了谁一下，说声对不起，也就可以拉倒了的。但你听到的，准是粗声浊语的互相责备的对话。在公共汽车里，拥挤是断不了的，大家将就些，到站下车了事，但谁都一肚子火，像雷管似的，一碰就炸。街坊邻里，会为鸡毛蒜皮、针头线脑的些微小节，而翻脸相向。茶楼酒肆，本是花钱买快乐的去处，年青人会为一句不爱听的话，一件不合意的事，便立刻骂天骂地，甚至大打出手。如果大家多一点“礼让”，懂得“嘤其鸣兮”求友的殷切之意，也许就把满腔怒火化解了。如果，他们也曾落到只有一个人在无边无际的旷野或森林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火气、脾气、恶声恶气，对他们迫切需其帮助的人发泄了。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华夏子孙，向以“温良恭俭让”著称于世，除了“文革”期间，孔夫子不吃香，这五个字，被批林批孔臭了一顿以外，从古至今，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什么时候可以不需要温和、善良，谦恭，克俭，礼让等等品质呢？因此，这涵盖了东方社会为人处事的基本守则的五个字，是有其长远的生命之力。凡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恶言恶语，与人为敌者，凡一脸官司，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傲慢骄横者，凡无理搅理，乱搞是非，挑拨离间，行为不轨者，凡为富不仁，恃权作威，上窜下跳，丑态百出者，都是现代人际交往中的死区，善良的人避之惟恐不及，还有什么沟通可言。
所以，中国人讲“嘤其鸣兮”，还得从这五个字延伸出来。虽然枝叶纷繁，但其要领却也是许多人所共知的道理。譬如让狼和羊坐在一条板凳上，这种倚强凌弱的不公平和交往，就失去平等的意思了。譬如把狐狸放进鸡舍里，无论它把拜访的理由说得如何真诚，那露出的牙齿，说明缺乏最起码的善意。若不是建筑在诚实基础上的友谊，那必然是尔虞我诈的结果了。平等待人，以诚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才能构筑起真正的友情。
再则，友谊是个相互了解和结识的过程，因为大家都是社会人的原因，难免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有需有求，而构成互为因果的联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这种彼此间需求是少不了的。但是，一，不必总记住人家对你需求的方面，二，却是必须牢记你对人家有所需求的方面。因之，求于人者不卑，施于人者不亢，高于人者不骄，低于人者不馁，保持一份正常心，便十分的重要。要知道，成功者有失败的时候，失败者也有转败为胜的机会，在战争中，谁也不可能是常胜元帅，即或是败军之将，也有卷土重来，恢复失地，重奏凯歌的一天。因此，在现代交际中，信誉和人格，是立身之本。那些言而无信者，朝秦暮楚者，一仆二主者，乃至于吃里扒外，里挑外撅，撒谎撩篇，言行不一者，总是交谊场中的匆匆过客，一旦露出丑恶的尾巴，再也找不到立脚之地。
所以，友谊这两个字看来似乎轻易，但却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因为交际交往，接触了解，提供每个人在社会网络中表现自身素养的机会。
宋代有个大政治家，也是大文学家的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堪称是他的内心独白了：“嘤其鸣兮，乱我心曲。”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他在宋神宗时代，靠皇帝的支持，实施变法。现在姑且不去讨论他变法的是非得失，但由于他这个人性格偏执，行为古怪，从老百姓给他起的外号叫“拗相公”，就可以了解他在变革中如何地急于求功，贪大图快，持法峻刻，不顾伤民了。加之他使用的得力干部，大都不正派，围在他身边的一群趋炎附势之徒，十之九是卑劣小人。因此，他把反对他新法的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兄弟统统打倒，查办的查办，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连他的亲弟弟王安礼，也跟他一刀两断，分道扬镳。
作为政治家，他是下得去手整治的，但他也是一个文学家，文章写得漂亮，诗词做得出色，后人所封的唐宋八大家，他也是其中之一。而那些被他撵出首都开封的对立面，无一不是文章巨匠，诗坛高手，对于这些文学同行的消失，面对一帮无耻无赖、不学无术的小人们，他那文学家的心，会不感到孤独么？所以，才会生出这种“嘤其鸣兮，乱我心曲”的哀叹吧？他最后失败了，败在了他信赖的那些小人手里，这说明他在交际应对中偏信僵直的失策之处，是值得引以为鉴的。
于是，我们无妨说，人和人之间的交谊领域，实质是在舞台的脚灯前，进行一场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竞赛。而精神世界的修养，性格品德的陶冶，生活阅历和人生磨炼，也是要深深影响一个人在交往中的气质所在，也是决定友情质量的所在。否则，酒肉朋友交得再多，也不过是用得着是朋友，用不着便一脚踢开的过眼烟云。因此，提高自己的品位，充实自己的学养，加强自己的识别能力，锻炼自己的忠诚意志，便是重要的课程。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真正的朋友，建立真正的友情，你在这个世界上，便不会成为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形单影只，也不会身陷密林中走投无路。
“嘤其鸣兮”，珍惜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