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

Luz Mendiluce Thompson

（1928年生于柏林，1976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露丝·门迪鲁塞是个漂亮健康的女孩，是个丰满忧郁的少女，也是个酗酒和不幸的女人。除此之外，她还是家族所有作家中最有才华的。

那张希特勒怀抱着一个几个月大女孩的照片，陪伴着她走完一生的道路。照片装进了一个精美的银相框，悬挂在家中大客厅里，两侧是几幅阿根廷画家为她（童年和少女时）画的肖像画，通常总有母亲陪同。她家虽然有些名画，但如果发生火灾，露丝·门迪鲁塞宁可先抢救这张照片，也不管别的东西，包括未出版的文稿笔记。

如有来客对这张照片的出处产生兴趣，她解释的版本有几种。有时她说那女孩只是一个孤儿，拍照的地点是孤儿院，那是政治家们为了拉选票和造知名度所拍的照片之一。有时她说那是希特勒的外甥女，是个勇敢和不幸的姑娘，十七岁时在苏军围攻柏林时英勇战死。有时她直截了当地说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希特勒怀抱的就是她，甚至在梦里她还能感觉得到希特勒有力的臂膀和在她头上呼出的热气；还说也许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些话不无道理。

她是个早熟的诗人，十七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十八岁就已经有了三本出版的著作，那一年她实际上已经独立生活，决定跟阿根廷的年轻诗人胡里奥·塞萨尔·拉库蒂尔结婚。虽然男方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诸多不合适的地方，婚事还是得到了女方家庭的许可。拉库蒂尔年轻、文雅、有教养、有少见的阳刚之美，但是身无分文，写出来的诗也很平庸。蜜月去了美国和墨西哥。露丝·门迪鲁塞在墨西哥城举办了诗歌朗诵会。问题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拉库蒂尔嫉妒老婆的才华。他报复的手段是玩别的女人。在阿卡普尔科的某个晚上，露丝四处找他。拉库蒂尔正在小说家佩德罗·德·梅迪纳家中。白天的时候，那里为欢迎女诗人露丝·门迪鲁塞举办过烧烤会；晚上则成了欢迎女诗人丈夫的妓院。露丝找到拉库蒂尔的时候，他身边有两名妓女陪伴。起初她还保持平静，在小说家的书房里喝了两杯龙舌兰酒，陪同她的有主人佩德罗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人奥古斯托·萨莫拉。这两人试着劝她平静下来。他们说到了波德莱尔、马拉美、克洛代尔、苏联诗歌、保罗·瓦莱里和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一提到索尔·胡安娜的名字便点燃了导火索。露丝发作了，她随手拿起身边一个东西，回到了丈夫所在的卧室里。拉库蒂尔酩酊大醉，正忙着穿衣裳。那两个妓女身穿内衣，站在房间一角望着他。露丝忍受不了此情此景，把雅典娜女神的铜像砸在丈夫的脑袋上。拉库蒂尔被打成重度脑震荡，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十五天。随后两人双双回到了阿根廷，但是四个月后就分手了。

婚姻的失败让露丝感到绝望。她上酒吧喝酒，找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最不堪的人寻欢作乐。她那首著名的诗作《跟希特勒在一起我幸福》就是这时候问世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理解作品的意思。母亲打算送她去欧洲但她拒绝了。那时，她体重九十公斤（身高才一米五八），习惯每天喝一瓶威士忌。

1953年，斯大林和迪伦·托马斯逝世，露丝出版了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里面除去收录了修订的《跟希特勒在一起我幸福》之外，还收入了部分她最好的诗作：《斯大林》是一首介于伏特加酒瓶和难以理解的叫喊之间混乱的寓言诗；《自画像》可能是阿根廷20世纪50年代最令人痛苦的诗作之一；《露丝·门迪鲁塞与爱情》是前一首诗的续篇，但是增加了讽刺和黑色幽默的元素，读起来不太痛苦；《五十岁启示录》描述她到了那个年纪保证会自杀。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过于乐观，以她那种生活方式，三十岁恐怕就到头了。

一个以露丝为核心的小圈子逐渐形成。对露丝母亲来说，这些作家都太过怪异，而在她哥哥看来，他们太激进了。在纳粹分子和不满分子眼里，在酒鬼们和在性别或者经济上被边缘化的人们眼里，《土生白人文坛》杂志变成了硬性的参照点；露丝·门迪鲁塞变成了人们的伟大妈妈以及阿根廷新诗的女教皇。这把作家协会吓坏了，非要灭了他们不可。

1958年露丝再次恋爱。这一回选中的对象是一位二十五岁的画家，金发，蓝眼，愚蠢到了令人无言以对的程度。二人的关系持续到1960年。这一年画家去了巴黎，拿着露丝通过哥哥胡安弄到的奖学金走了。情场上的再次失意成为她孕育大作的动力。她出版了长诗《阿根廷绘画》，分别从收藏者、艺术家的妻子、早年当模特的角度，回顾了她与阿根廷画家不大和谐的关系。

1961年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她与诗人毛里西奥·卡萨雷斯结婚。此人是《土生白人文坛》的撰稿人，是自己命名的“新高乔诗歌”的创始人。这一回露丝接受了教训，立志做个模范妇女。她把《土生白人文坛》交给丈夫打理。（这个安排引发了与胡安·门迪鲁塞的许多争执，他骂卡萨雷斯是窃贼）。她放下了写作，一心一意要当贤妻。由于卡萨雷斯主编《土生白人文坛》，纳粹分子、愤青、问题青年很快纷纷成为“新高乔诗歌”派。胜利让卡萨雷斯冲昏了头脑。有一阵子，他甚至以为再也不需要露丝和门迪鲁塞家族了。他认为机会到了，便对胡安和埃德米拉发难。甚至敢蔑视自己的老婆了。很快一批新的缪斯女神出现了，拜倒在强劲的“新高乔诗歌”主张下的年轻女诗人们吸引了卡萨雷斯的注意。一度表面上不在意丈夫活动的露丝，突然再次爆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大报纸对此有详尽记录。此事的结果是卡萨雷斯和《土生白人文坛》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受了枪伤，住进了医院。编辑受了轻伤。卡萨雷斯住院一个半月。露丝的遭遇也不见得有多好。她冲着丈夫和丈夫的朋友开枪后，躲进卫生间，一口吞下了小药箱里全部药片。这一回，欧洲之旅的确势在必行了。

1964年露丝住了几家疗养院之后，再次给了她为数不多但十分忠诚的读者一个惊喜——新诗集《如同飓风》问世，里面有10首长诗，计120页，由女诗人苏西·达马托作序（几乎不懂露丝的诗句，但她是露丝所剩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之一），由墨西哥一家女权主义出版社出版。出版者很快因为不该寄希望于一个“著名的极右分子”而后悔不迭，他们不了解她真正的党派所属，尽管露丝的诗行里不影射政治，然而某些比喻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比如：“内心深处我是最后一名纳粹”）。这本诗集一年后在阿根廷再版，获得一些好评。

1967年露丝终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一个神秘的光环罩在她头上。在巴黎，朱尔·阿尔贝·拉米斯翻译了她的全部诗作。露丝身边有个年轻的西班牙诗人，名叫佩德罗·巴尔维罗，给她当秘书。露丝叫他小佩德罗。这个小佩德罗与她的阿根廷前夫和情人完全不同，他殷勤，办事专心（也许有点粗鲁），最重要的是忠诚。露丝重掌《土生白人文坛》大权，还领导一家名为“受伤的老鹰”的新出版社。很快就有一群追随者围在了她身边，歌颂她的所有想法。此时她体重100公斤。长发留到了腰间，很少梳洗。衣服很旧，常常是衣衫褴褛。

她的感情生活平静了许多。也就是说露丝已经不再为感情痛苦了。她有情人，酗酒，有时吸毒过量，但心灵上的平衡使之安然无恙。她为人严厉无情。那些对她的文学述评又怕又爱的作家都惬意地期盼着自己不被她那富有才智的苛评所伤害。她坚持与某些著名的阿根廷诗人（都是男人，都是名人）进行尖锐的论战，狠狠地挖苦他们是同性恋者（露丝公开反对同性恋行为，但是私下里她有一大堆这类朋友），骂他们低下的社会背景或者共产主义信念。阿根廷许多女诗人欣赏她，阅读她的作品，尽管不是所有人能认可她的观点。

与哥哥胡安为争夺《土生白人文坛》的控制权（这份杂志使她投入了大量心血，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二人大打出手。她输了，带走了所有的年轻人。住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套公寓里，有时住到巴拉那州的庄园里。她把那里变成了艺术家公社，那是她的王国，在那里没有人反对她。在巴拉那河边，这些艺术家聊天，睡午觉，喝酒，绘画，全然不睬外面世界的政治变幻。

但是，没有世外桃源。一天下午，克劳迪娅·萨尔达尼亚来到了庄园。她年轻，是个诗人，长得漂亮，陪着一位朋友来到这里。露丝对她一见钟情。她命大家都来见见克劳迪娅，对克劳迪娅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克劳迪娅在庄园里过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第二天准备回她住的罗萨里奥市。露丝为她朗诵自己的诗作，给她看自己已经翻译成法文的作品，请她看那张幼年时与希特勒的合影，鼓励她写作，请求她拿出诗作来给大家看看（克劳迪娅说刚刚开始写诗，写得很差），坚持把她的客人无意间拿起的一个小木雕送给了她。最后她企图把她灌醉，使她卧床，不让她离去。但是克劳迪娅还是走了。

两天后（露丝觉得度日如年），她发现自己坠入了情网。感觉自己像个小女孩。她弄到了克劳迪娅在罗萨里奥市的电话并打过去。她早晨起来以后仅仅喝了一口水，几乎难以克制心中的激动。她约对方见面。克劳迪娅答应了：她们可以三天后在罗萨里奥市见面。露丝不满足，希望当天就见面，至少也是第二天。克劳迪娅暗示说，她还有别的承诺，不可推卸的承诺。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再说马上约会也办不到。露丝无可奈何但是高兴地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当天夜里，露丝又哭又跳又喝酒，直到昏了过去。毫无疑问，这是她第一次对某人产生了这样的感情。她对小佩德罗坦白地说：真爱上了。小佩德罗点头称是。

在罗萨里奥市的约会并不像露丝设想得那样美妙。克劳迪娅明白而坦率地陈述了二人之间发展亲密关系的诸多障碍：她不是同性恋，年龄差距太大是根本问题（露丝比她大二十五岁还多），二人的政治观点就算不是对立的，也是大相径庭的。克劳迪娅难过地说：“你是我的死敌啊。”这个说法让露丝感兴趣。（如果是真爱，同性恋不同性恋无所谓。而年龄就是一种假象罢了。但是，“死敌”的说法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为什么是死敌呢？克劳迪娅回答：“因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而你是个臭法西斯分子。”露丝挨了骂，但是笑了。由于爱得发狂，她仍然问道：“没救了吗？”克劳迪娅回答：“没救了。”露丝问：“那诗歌呢？”克劳迪娅回答：“这种时候，诗歌在阿根廷能做的事情寥寥可数。”露丝听了几乎要哭出来，但是承认：“也许你说得对。但是也许你搞错了。”分手是难过的。露丝开了一辆天蓝色阿尔法·罗密欧跑车。肥胖的身躯让她钻进车门时颇为费力，但她态度坚决，面带微笑地努力着。克劳迪娅站在二人相会的咖啡馆门口一动不动，静静地望着她。露丝动作加快了。后视镜里的克劳迪娅的身影始终未动。

如果换了别的什么人处在露丝这个位置上早就泄气了。可露丝不是随便的什么人。文如泉涌般的冲动占据了她的心头。从前她在热恋或失恋的时候，会长时间辍笔休耕。如今，她发疯似的写作，也许因为预感到了命该如此。每天晚上她都给克劳迪娅打电话，二人聊天，争论，给对方念诗（坦率地说，克劳迪娅的诗作的确糟糕，但是露丝小心翼翼地不说出来）。每天晚上，露丝都坚持要求再次约会。她还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建议：二人从阿根廷出走，逃到巴西或者巴黎去。这计划引得克劳迪娅哈哈大笑，笑声里没有恶意，也许带点伤感罢了。

很快，露丝觉得巴拉那的农庄和艺术家公社令人窒息，于是决定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首都，她试着恢复社交生活，去拜访朋友，去电影院或者剧场。但不成，她仍没有勇气去罗萨里奥看望克劳迪娅，没后者的许可。于是她写出了阿根廷文学史上最怪异的诗作之一：《我的女孩》，长750行，充满了爱、悔恨、嘲讽。她仍然每夜给克劳迪娅打电话。

如果设想一下多次谈话之后二人之间产生了真诚友好的情愫，也不算不合理。

1976年9月，露丝满怀绵绵情意地驾驶跑车飞速开往罗萨里奥市。她打算告诉克劳迪娅，她准备改变政治立场，实际上她正在变化之中。开到克劳迪娅的家门口，进去一看，发现她父母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原来是一群陌生人绑架了克劳迪娅。露丝立即找朋友们帮忙，找母亲的朋友们、大哥二哥的朋友们帮忙，闹得翻天覆地，最后毫无结果。克劳迪娅的朋友们告诉她：克劳迪娅在军人手里。露丝不信，什么话都不相信，她要等下去。两个月后，克劳迪娅的尸体出现在城北的垃圾堆里了。第二天，露丝驾车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途中跑车撞进了一家加油站。爆炸声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