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邓肯自传（7）

如果我们能看到反映自己生活的影片，不免会惊呼：“这真的发生过吗？”当然我记忆中漫无目的地走在伦敦街头的那四个人，可能就存在于狄更斯的想象世界里。可是如今看来实在很难相信这是事实。我们年轻人在面临一系列苦难后，仍能保持斗志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可怜的母亲一生经历过无数困难与苦恼，亦已老去，却还能淡然看待种种挫折。我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沿着伦敦街头走着，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办法找到当晚的栖身之处。我们试过两三间旅馆，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行李，旅馆全都坚持我们必须预先付费。我们又试了两三间公寓，但所有房东太太都同样冷酷无情。最后我们被逼到格林公园的一张板凳上，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个粗暴的警察过来喝令我们走开。

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三夜，我们以廉价面包果腹。虽然处境如此恶劣，但是我们的活力实在惊人，白天我们还去大英博物馆。记得当时我读的是翻译成英文的温克尔曼[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所写的《雅典之旅》，我完全沉浸于书中，忘了自己的奇特遭遇；我哭了，但并不是为了个人悲惨的命运而哭，而是为了温克尔曼在游历归来的途中不幸去世而哭。

到了第四天拂晓，我决定采取某种行动。嘱咐好母亲、雷蒙和伊丽莎白不出声地跟着我走之后，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伦敦最好的一间旅馆，告诉半睡半醒的服务生说我们刚搭火车到这里，行李随后就会从利物浦运来。我吩咐他马上安排几间房间，顺便把包含咖啡、荞麦蛋糕和其他美式佳肴的早餐送过来。

那一整天我们都睡在舒适无比的床上。我不时打电话下去，指责服务生为什么我们的行李还没送过来。

“不换衣服根本不能出去见人。”我说，当晚我们就在房间里用餐。

第二天清晨，断定这招已使到了极限，我们就像当初进旅馆时一样走了出去，只不过这次并没叫醒夜班服务生！

我们精神焕发地走在街上，再次准备好要面对世界。那天早晨我们慢慢散步到切尔西教堂，坐在教堂的墓地上，我注意到地上有张报纸。拾起报纸，看到一则消息说一位我曾在她家跳过舞的纽约贵妇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房子，并在那里大宴宾客。我灵机一动，“在这儿等着。”我对他们说。

午餐前，我独自一人找到了格罗夫纳广场，那位贵妇当时正好在家，她很和善地接待了我。我告诉她自己已来到伦敦，正在一些上流家庭的客厅中表演跳舞。

“我星期五的晚宴上正好需要舞蹈表演，”她说，“你能在晚餐后为我做些表演吗？”

我同意了，并且巧妙地暗示她必须先预支一笔钱。她极其明理，马上就写了张10英镑的支票给我，我带着这张支票跑回切尔西教堂墓地，看到雷蒙正在发表关于灵魂的演说。

“我星期五晚上要到某太太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家里献舞，威尔士王子也可能会到，我们赚到钱了！”我把支票拿给他们看。

雷蒙说：“我们必须拿这些钱去找一间工作室，并且先预付一个月的房租，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那些粗俗的房东太太的侮辱了！”

我们动身去找工作室，最后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找到一间小的工作室，当晚就睡在那里。工作室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可是我们却觉得自己又像艺术家一样生活了。

我用付完房租剩下的钱买了些罐头食品，并且到一家叫作“自由”的商店买了几码白纱作为出席某太太晚宴的装扮。席间，我跳了内文的《纳希苏斯》，当时瘦弱的我在舞中扮演迷恋自己水中倒影的清瘦少年。我还跳了内文的《奥菲莉娅》，我听见人们的窃窃私语：“这孩子怎么会有这么悲戚的表情呢？”晚宴快结束时，我又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母亲为我伴奏，伊丽莎白读了几首由安德鲁·兰[安德鲁·兰（1844—1912），苏格兰学者、文人，以写童话故事和翻译《荷马史诗》著称。]翻译的《戴奥克里图斯诗选》[戴奥克里图斯（公元前3007—公元前260），希腊诗人、牧歌的创始人。]，雷蒙则就舞蹈及其未来对人类心理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简短演讲。这些演出有些超出了这群酒足饭饱的观众的理解范围，不过也相当成功，女主人也很满意。

只有教养良好的英国人才会对我赤脚、着凉鞋与透明白纱跳舞视而不见，不过我这种简单的装束几年后却在德国风靡一时。英国人就是这么彬彬有礼的民族，有礼到没有一个人评论我服装的独特之处，也没有人提到我舞蹈的别具一格。每个人都说“好美妙啊！”“令人浑然忘我！”“非常谢谢你！”之类的话。仅此而已。

从那次晚会后，我陆续接到许多知名人士的邀约。头天我是在王亲国戚前或在劳瑟女士的花园里跳舞，但第二天却发觉自己已没钱吃饭了。这是因为有时有钱可领，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却没钱可领。女主人们都说：“你将在某某公爵夫人前跳舞。许许多多著名人士都在看你的舞蹈，你很快就会在伦敦红得发紫了。”

记得有一天我在一场慈善义演上连续跳了好几个小时的舞。一位有爵位的夫人亲手倒茶并拿一些草莓给我，以作为答谢，可是因为连续几天没吃饱，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无法承受这些草莓加奶油。就在这时，另一位夫人举起一只装满金币的袋子说：“瞧瞧你为‘盲女之家’募集到这么多钱！”

母亲和我都太过腼腆，无法告诉这些人，说他们的残酷是前所未闻的；相反，为了能衣着光鲜地出席这些场合，我们将钱花在了衣服上，以致没有正常饮食。

我们买了一些吊床放在工作室，并且租了一架钢琴。不过我们还是把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内。雷蒙在那里临摹了所有希腊瓶饰与浮雕，我则试着找出与酒神祭祀群舞者头部姿势、脚步节拍还有酒神杖的摆动和谐一致的音乐韵律。我们每天还在大英博物馆内的图书室里待几个小时，中午就在休息室里吃廉价面包配牛奶咖啡。

伦敦的美使我们着迷。这里有我在美国所错失的一切文化美和建筑美，如今我可以饱览这一切。

在我们离开纽约前，我已经一年多没见到米罗斯基了。后来有一天，我接到芝加哥一个朋友的来信，说米罗斯基志愿投身“西班牙战争”，随军队驻扎在佛罗里达，并因感染伤寒而不幸去世。这封信对我是个致命的打击，我无法相信这个消息。有天下午，我走到古博学会翻遍了旧报纸合订本，在数百个死亡名字中找到了以极小字体印刷的他的名字。

朋友的来信中还写着米罗斯基在伦敦的妻子的姓名和住址。有一天我雇了一辆有盖的双轮出租马车，动身去找米罗斯基夫人。她的住址离城很远，大约是在哈默史密斯附近。当时我仍多少受到美国清教徒精神的影响，因此，米罗斯基在伦敦竟还有一个从未向我提及的妻子这一事实让我很震惊。所以，我并未告诉任何人我要去找她。我给了车夫住址，车子走了不知多少里路，几乎到了伦敦市郊。那里有一排又一排外观相似、大门非常阴郁昏暗的灰色小屋，屋子的名号一间比一间吓人：有舍伍德别墅、格伦寓、伊力斯米尔、恩尼斯莫尔以及其他丝毫不相称的名号，最后终于到了“斯特拉之家”。我按了门铃，一位阴郁异常的伦敦女仆前来开门。我说要找米罗斯基夫人，接着就被带进一间通风不良的客厅。那天我穿了一件白色的格里纳韦[格里纳韦（1846—1901），英国插画家，现代童书插画先驱，以其独具一格、富有魅力的儿童读物闻名。]式的棉布外套，臂下挽了一条蓝色丝带，头上戴了一顶大阔边草帽，卷曲的发束落在肩上。

“斯特拉之家”是所女校。我听见楼上的脚步声，一个尖锐、清脆的声音说：“女孩们，保持秩序！保持秩序！”随后进来一个我生平所见过的最矮小的成年女人。她——身高不超过四英尺，骨瘦如柴，有着闪耀的灰色眼睛，灰发稀疏，小脸惨白，紧闭苍白的薄唇——进来时，即使米罗已不幸过世，我仍被一股混杂着恐惧与妒意的复杂情绪所刺痛。

她并不是很热情地迎接我。我试着表明来意。

“我知道，”她说，“你是伊莎多拉，米罗常在信里提到你。”

“我很抱歉，”我畏缩地说，“他从没对我提过你。”

“是啊，”她说，“他当然不会提，我本来可以去找他的，但现在——他却走了。”

她用一种哀婉的声调说着，让我不由得哭了起来，她也跟着哭了，仿佛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似的。

她带我上楼到她的贴满米罗斯基照片的房间。那里有他年轻时的照片——脸庞俊美，魅力十足。还有一张是他穿着军服时拍的，她已在那张照片周围围上了黑纱。她说了他们的故事，说他是怎样到美国去找出路，只是当时没有足够的旅费，以便两人一起去。

“我早该跟他在一起的，”她说，“他总是写信说：‘再等一小段时间，我就能赚到钱让你过来了。’”

几年过去了，她还是在那所女校担任教师，头发逐渐斑白，但是米罗却一直没把让她到美国的钱寄来。

我将这个有耐心的小个子老妇人（在我看来她非常老）的命运与我的闯荡经历两相对照后，仍旧百思不得其解：既然她是伊凡·米罗斯基的妻子，又希望和他一起去，为什么没能成行呢？就算是坐下等舱也行啊！不管在当时或日后，我一直想不通为何当一个人想做某件事时，会有什么理由阻碍他去做；因为只要我想，我就马上去做了，虽然这往往造成我的不幸与苦难，但至少也获得了自行其是的快感。但是这个可怜的、耐心的瘦小女子，怎么能年复一年地等候她丈夫想办法送她到美国呢？

我坐在环绕着米罗相片的房里，她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断地谈论他的事，直到我发觉天色已晚。

她要我答应再来看她，我也要她一定来看我们，可是她说自己从无空闲，从早到晚都得忙着教书和改女学生的作业。

因为我已经先差走了出租马车，只好搭公共马车回家。记得当时为了米罗和他可怜的小妻子的命运，我一路哭着回家；不过同时我也怀着一种奇特的力量所带来的欢愉感受，并且蔑视那些失败者，或者是那些把生命浪费在等待上的人们。这对年轻的人来说过于残忍！

我一直是枕着米罗斯基的照片和信件睡觉的，不过从那天起，我将那些东西打包放到行李箱里去了。

当我们在切尔西的工作室第一个月租期届满时，天气很热，我们就到肯辛顿租了一间有家具的房子，那儿有一架钢琴和较多的工作空间。但很快到了7月底，伦敦的社交季节突然结束了，8月就在眼前，而我们却没有在旺季存下多少钱。整个8月，我们都游走于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常常在闭馆后，从大英博物馆走回肯辛顿的住处。

一天傍晚，矮小的米罗斯基夫人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面前并邀我一起吃晚饭。她非常兴奋，这次造访对她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她甚至为我们的晚餐点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她要我告诉她米罗在芝加哥时的模样，说过些什么话。我告诉她，他是多么喜欢在树林里采摘菊花，还说有一天当阳光洒在他的红头发上时，他怀里是怎样抱着一大抱菊花，我又是怎样总将他同菊花联想在一起。她哭了，我也流下眼泪。我们又喝了另一瓶勃艮第，完全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然后她就转乘了好几次公用马车，回“斯特拉之家”了。

9月到了，伊丽莎白决定回美国赚点钱，因为她一直同以前在纽约的学生的母亲们保持通信联系，而其中一个家长给她寄了一张支票作为回去的旅费。

“因为，”她说，“我赚了钱后，就能寄来给你。而你很快就会成名致富，所以我不久就能再回来与你们重聚。”

我记得当时我们到肯辛顿大街，在一家商店为她买了件温暖的旅行大衣，最后目送她消失在邮船上。我们三人回到了住所，接连几天沮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