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的端午节，父亲把自留地里打下来的水稻在几十里外的一个镇上碾成了大米，过节的前一天包成了粽子，端午节的早晨让我送给周围的邻居。我记不清楚当时有多大年龄，只记得我端粽子时总是端不稳，粽子总是掉在地上，从地上捡起来又放回盘子里，继续送。送给每一家人时，他们都说很多感谢的话，总会说：“你们家没有粮食，还给我们送什么啊。”回来时，他们还总是回送给我们一些馍之类的东西。而我也总是重复地说着谢谢的话——出门前妈妈反复叮嘱我：要感谢他们，再三地感谢他们，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端午节，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节日。至于端午节和屈原跳汩罗江的故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现在，每当我们的国家遭受了大灾，许许多多的人如同当年我们家的邻居一样，也在帮助着那些受灾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也有出了钱出了力不留名的，就像当年帮助了我们家也不留名的邻居一样。
我想，在帮助别人时，也是别人最困难的时候，不能有的就是任何一点点的优越感，因为这种优越感常常会把爱心冲得烟消云散，还会让人很反感。我时时刻刻这样提醒着自己。财富是全社会的，今天在你的名下只是暂时的寄存。设想一下，几十年、一百年之后，这些财富又归在谁的名下？几十年、一百年之后，我们住的房子又会是谁住进来？今天的这些财富和房子都是暂时的，而唯一永恒不变的是爱，是我们精神的进步和成长。在任何时候，千万不能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很渺小的，不要让财富成为爱与被爱之间的藩篱。同样，在接受这些帮助时，也一定要心存感恩，哪怕是一元钱，一顶帐篷，一瓶水，一句祈祷和祝福的话，这背后都是爱心，千万不要用粗俗、恶劣的语言去伤害这些爱心。
黄豆之妙
甘肃人所说的黄豆就是普通话中的大豆，而甘肃人所说的大豆则是普通话中的蚕豆。黄土高坡因寒冷、海拔高、气候恶劣，所以能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多，粮食的种类就更少了。为数不多的粮食中，最丰产的是玉米，所以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田地里种得最多的就是玉米。可是大量的玉米尽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太单调了，玉米面就算是被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在没有任何蔬菜和油水的情况下，也都把孩子们吃怕了，总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面条。小麦的产量在黄土高坡上不高，山地因为缺水又不能种小麦，所以一星期能吃上一顿细粮的面条就不错了。常常是到过节、过生日才能够吃到细粮。南方的主要粮食——水稻在干旱的黄土高坡上就更别说了。虽然如此，仍有两样东西给我们的饮食带来了丰富的变化：一是土豆，当地人叫洋芋——黄土高坡上最容易生长的植物；二是黄豆，就是大家说的大豆。
70年代初我的老家经常干旱，又常常发洪水，原因是山上的树被砍光了，草根又被羊吃光了，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有点像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一边是房子价格暴涨，一边是空置率也在不断地上升，这也是市场环境被破坏了或者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结果。夏天发洪水时，河里总是漂下来一些上游村子的黄豆苗，这些未成熟的黄豆叫“毛豆”，我们常常把它们捞起来拿到家里，然后放在清水里煮，再剥开了吃，简直太好吃了。我现在还保持着爱吃毛豆的习惯，只要是在日本餐厅吃饭，餐前总喜欢点一盘毛豆，但永远也吃不出小时候从河里捞上来的那种好吃的毛豆的味道了。在黄土高坡上，厚厚的黄土和充足的阳光把营养都给了这小小的毛豆，所以才使它那样好吃。
黄豆一般不单独种植，都是套种在玉米地里面，等到玉米成熟时，黄豆也熟了七八分了。在秋天的山野里面，捡一些柴火，点起一堆篝火，把未成熟的黄豆放在火上烤，我们把这过程叫“烧毛豆”，烧好的毛豆也是我梦里经常出现的好吃的东西，想起来直流口水。一般烧毛豆总有四五个小孩，烧完后大家会公平地分成四五份，其余埋在土里和灰里的就大家一起去捡，谁捡得多就归谁。毛豆虽然好吃但吃完后形象很差，因为满脸满嘴都是黑色的灰。
黄豆成熟后还可以做成豆腐。过年对农村人来说尤其是件大事情，一家人如果有肉、白菜和豆腐那就是一个丰盛、圆满的春节了，所以收获后的黄豆每家都精心地保留着，春节前做成豆腐。如果黄豆太少，就几家人合在一起做豆腐，做好后再按照黄豆的比例分豆腐，但无论如何，每家人都会留一点点的黄豆在每年“二月二”过节时炒黄豆吃。没有黄豆的人家只能炒玉米过节了，但炒玉米的味道和炒黄豆相比差得太远了，孩子们一般都不愿意吃。每年“二月二”的早晨，带上妈妈炒的黄豆上学去，妈妈总是说：“一定要先给老师黄豆！”早晨，每个同学都会把从自己家带来的炒好的黄豆先给老师一小把，这也是我小学时期给老师送过的唯一的礼物，却和今天小朋友给老师送贺年卡一样有意义。黄豆对西北人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用途，就是在做发糕时放上一小把黄豆面，这样原本粗糙没有任何弹性的玉米面发糕，就因为这一小点黄豆面一下变得酥软和富有弹性，口感也非常香甜可口。因为妈妈在做发糕时总要放一点黄豆面，所以我在学校带的午餐总比别的同学的好吃。
三疑问
我小的时候，在山上干活休息时，总是望着消失在山洞里的火车发呆：山洞那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南山里是不是有神仙？上天有没有眼睛看到我们？
关于山洞外的世界，总有各种想象在我脑子里闪现，不，不是在脑子里，这些画面好像飞出了身体，飞到山洞外面的那个世界……可是想完又要脚踏实地起来干活了，现实中，农活很累，山很高也很陡，背上的高粱秆、玉米秆、羊粪很重。
后来，从地图上知道山洞的那边有陕西、河南、北京，还有天安门——在村上打谷场上放电影，电影里有一个镜头，许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哭，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知道了北京有个天安门，很遥远很神圣。
村子的南边是更大的山，麦积山，仙人崖等，山里有许多著名的寺院。不同季节看南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尤其喜欢雨后天晴的南山，是深蓝色的。天晴时在山坡上放牛，可以隐约看到麦积山的山形，可惜我在老家时没有去过麦积山。
村里的人在每年4月28日朝拜回来后，会讲许多关于佛和神的故事。我一直好奇地想南山有没有神仙呢？放牛的时候是最寂寞的，没有人，没有同伴，牛慢吞吞地有节奏地吃草，更增添了心里的寂寞。看到一只鸟、一只蝴蝶飞过，一只马蜂飞到花上采蜜，都会兴奋好一阵子。如果能遇上一条蛇从草丛中穿过，更能兴奋好久，会成为回家吃饭时与家人聊天时重要的谈资。
冬天，村里年轻人玩一项游戏，也是一种体育活动——用一根长木棍把一小节木棍往远里打，算是一种比赛。这种游戏的名字，普通话我不知道如何说，方言我不知道如何写。这根长木棍比我还高，我试着用这根木棍够天，没有够得着，我想木棍再长一些也许能够着天空。但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村上的人发生了悲痛事后，都在喊它，都在哭着喊老天爷？
村子里没有电，没有电灯，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奶奶或妈妈总是陪着我，一起数星星。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仰望星空。那时总把每颗星星都拟人化，心想，我看着它，它一定也看着我。夏天夜晚有蚊虫干扰，在仰望星空时边上会用麦秸秆生一堆火，不要火苗，只要烟，烟能驱赶蚊虫。一边数着星星，一边嗅着湿麦秆闷出的烟味，多少个夜晚就着这些味道进入了梦乡。
走出小山村时，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从我每天好奇的火车钻出洞的那一边走出来，而是从相反方向——从更向西的兰州走出了我生长的村子，后来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小时候从电影里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但小时候的那三个问题，一直没有忘记。我相信，天外有天，有我们不知道的万千世界。我相信，山的那边住着神仙，他会给卑微者荣耀，给贫穷者富裕；我相信，老天爷长着公正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人；我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相信，赋予我们智慧力量的存在，并在永远护佑着我们，祂是神，是天，是老天爷。我们在脚踏实地行走的时候，时时仰望星空，它会让我们的脚步更宽广，让我们的行走更有力，同时也让我们懂得虚心、敬畏和节制。
低过了海平面
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糖块，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取出来，我今后的那些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四十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我四十岁那年，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四十年来第一次吃，真甜。
那一年，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这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春节，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去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而他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0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建省的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地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地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甚至感觉低过了海平面。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一次开清谈会，我叫上祝军和我一起去。自从认识祝军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切磋《易经》，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形而上的想法。开会时，祝军说，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干这事的，你们看我的姓就知道了。会后大家埋怨我叫了这外行来胡说八道。这一年，就这样无聊地度过，像一粒种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样安静。
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伟人的南方谈话、房地产的泡沫等，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岛上共同度过的困难岁月，也想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见面后，祝军告诉我，不出家了，现在在搞IT，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