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自然具有神意，没有水井的自然包含着对于人的一种限制，那么，这种限制是有神意基础的。水井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打破了自然的限制，也冲决了神意的限制。如果说，自然也是神的居所，那么，神的居所应当是那种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从这两层意义上说，水井戳破了神的自然，冲垮了神对人的约束。于是，神被惊扰了，人类下一个行动会是什么？我们在下界还能得到安宁吗？从此，他们退出了和人共处的自然。《淮南子》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龙回到了天上，众神回到了昆仑山上，离开了人类。王充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他认为，龙登玄云是经常发生的事，不是因为伯益作井的缘故。同样，百神也没有必要厌恶人作井，因为神与人一样，也是要饮水的，没有必要“憎井而去”，所以，“龙不为凿井登云，神不栖於昆仑”。王充所说，是理性主义的体现。不过，人类的历史正是一个人情与神意即前述自然之魅之间交往、对话、争执、改造、消长、诠释的历史，是人情不断突破神意的过程。这一过程近代经过祛魅，自然成为赤裸裸的自然，变为纯粹的客体等待人的改造与征服。水井是人的自由的表现，我们一方面赞颂人摆脱自然束缚的自由，赞叹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思索自然的权利，在人情和神意即自然之魅之司划出一条界线。不过，这是主要针对近代以后而言的，古代的水井还没有近代意义的破坏自然的效果，更多地表现了人的自由。
如果说水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社会性还不甚广泛，那么，运河则可以说完全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单纯的个人或家庭是决不会需要一条运河的，只有一个政权、一个社会才会需要运河。因此，运河的出现不仅是人类技术进步的表现，而且也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以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来说，它的前身是2500年前开凿的邗沟。春秋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欲称霸中原，它首先碰到的是地域的限制。它必须越过长江水系、淮河水系的限制，进入黄河水系与中原诸国抗衡，才能获得霸主地位。公元前486年（周敬王34年），吴国开挖邗沟，从邗城（扬州）西南引长江水，在蜀岗下掘深沟，通向东北射阳湖，再折向北到末口通向淮河，由此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公元前482年，吴国又进一步打通了泗水、沂水、济水，与晋公会于黄池。黄池在今河南豫北封丘县。泗水发源于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途中汇合洙水经沛县至徐州。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县王屋山，向东南流经卫、曹、齐、鲁等国，在今山东鱼台与泗水汇合。吴国所开挖的水道即从菏泽至鱼台与泗水、济水连通。这样，吴国所开挖的运河就沟通了江淮河济四渎。吴国可以从东南出发，沿河北上，直达中原。这条水道所沟通的地方历史上一直是文化、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所以它始终作为一条重要的人工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发挥着物资运送、人员交流、传播和发展文化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战争期间运送兵士和辎重。楚灭吴后，这条水道得到了保存和整理。隋代把这条运河向西拉到洛阳，向北伸至涿郡（今北京），向南连通扬州至杭州之间的运河，使这条运河成为连通杭州、洛阳、北京的大动脉，隋都洛阳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在漕运时代，运河高度地影响着沿河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运河流经的地方，其交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成为重要城市。反之，运河离开的地方，其重要性就会逐渐下降。还有另外一种因果关系是战略格局的变化，使一些城市的重要性降低，也会促使运河离开这些地方，二者是同一个过程。隋唐时期，长安、洛阳是国家的枢纽所在，也是运河的枢纽所在。元代崛起于北方，进军中原后，必须寻找与南方、中部以及自己所从崛起的北方的中间点，这个中间点就是位于运河北端的涿郡。这样，北京就从原来附属于长安、洛阳一跃成为中心，长安、洛阳则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为了尽快把漕运物资运到北京，元代拉直了运河的行程，把洛阳、开封都排出运河之外，运河从山东临清北上，大大缩短了从杭州到北京的行程，开封等一大批城市受此影响走向衰落。总之，运河从开始就不是一项单纯的水利工程，而是一部民族史、文化史的缩影。
井克服了饮用水质对于人的制约，运河克服了河流的地域性对于人的制约，二者都扩大了人的地理活动范围和对自然理解、利用的深度。井、运河、沟洫、河渠、水井、运河，都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文化的结晶，都体现并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是人与自然你来我往的抗争与适应、和谐与共存的交往史的一部分。如果说文明、文化是人的创造物，那么，井和沟洫河渠正是文明、文化的见证。
（四）、水害的防备与治水之道
中国的气候自古为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形成灾害。管子在给桓公陈述各种自然灾害和防止措施时，把水害列为旱、风雾雹霜、厉、虫五害之首。“厉”相当于传染病、疫情之类，“虫”相当于病虫害。管子提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这反映了当时河流湖泊还比较多、降水量还比较大的环境特点。
管子认为，除五害，以除水害为首。对于水，只能“因其利”而用之、扼之，才能不会经常出现危险的局面。具体方法是，设置水官，用习水者为吏。让水官督察各地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发现该缮治的，由官府支付财用，把当地的老百姓组织起来，进行修缮。让百姓冬闲时节整理备水器具，如笼、板、筑，十人要有六件这样的器具，土车十人一辆，雨輂（ju）十人两件等，食具则人人都有。这些器具每月朔日要进行点检、试用。让甲士冬天取薪柴，放在河湖旁备用。总之，“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这是做好准备工作。那么，何时兴土木之功呢？桓公问管子。管子回答说：
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令下贫守之，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郄，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
这里管子认为，春天万物交通，土气始刚，可以做土木之功，修筑堤防。堤防要修四道，夹水而行，堤上还要种植荆棘之类同堤、夹种柏杨以防备水决。夏、秋是万物生长和收获的季节，不宜做土工。冬日闭藏，适宜做补偏救弊的工作。在各项工作完成之后，还有“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之类的政治活动。从治水开始，到各项政治活动到位后，其他四害也就可以制服了。可见，治水具有超出治水之外的扩展功能。这些扩展功能使一个从政者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中国的气候和环境下，大政治家都必须与水打交道。与水打交道之中包含着自然、人生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道理。不善于与水打交道，就不能成为一个有为的政治家。大禹、管子都是如此。孔子对于大禹的赞扬前已引述，对于管子的赞扬是：“微管仲（如果没有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
据考证，《管子》一书不是、至少不全是管子所做，而是“管子学派”的产物。这意味着，这里管子所说，表达了春秋时期我国人民对于水性的认识，是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结晶。从我们论述河流的文化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考证这一段究竟是管子本人还是后人所说，关键是有这样的认识，这就可以作为河流的文化生命的材料。
古代政治家中，管子和水的关系似乎比他人如晏子要多得多。管子与水打交道的其他例子是九合诸侯中提出了治水的原则——“勿曲堤”。据《国语》记载，楚国攻打宋、郑两国。焚烧郑国城池，堵塞宋国的两条河流，河水倒流，淹没了400里土地。楚国认为，只有齐国能够阻止自己吞并郑、宋两国，所以派人与齐国通好。管子认为，楚国这是“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的手段。如果禁止楚国吞并郑、宋，就会失信于楚；如果不禁，则又会失去宋、郑。齐桓公问该怎么办，管子主张兴兵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在与楚王相见时，向楚王请求郑国的城池和宋国的河流。如果楚国答应归还，“则是我以文令也”；如果不答应，则用武力。桓公及宋、郑国君与楚王遇于召陵。在召陵发布命令：“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接着向楚国请求归还郑国的城池和宋围的河流。楚王不答应，于是，齐围驻扎在郑国，保卫城池。“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齐桓公救宋，是围绕着河流的堵塞与疏通问题。桓公九合诸侯盟约，“毋曲堤”是涉及河流的典型的一条。
虽然孟子说过，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但他实际上还是对于管仲和齐桓公有所肯定的。他也谈到了桓公九合诸侯的盟约，内容大致与《管子》相同。他说，对于禹、汤、文武三王来说，春秋五霸是罪人；对于五霸来说，当时的诸侯又是罪人。五霸以桓公为盛。葵丘之会制定了五项约法，第五项是“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对于桓公的肯定包括“毋曲堤”，由此可见，对于治水孟子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以邻为壑”，这个词就出自于《孟子》。《孟子·告子下》篇中，白圭向孟子夸耀自己的治水之道比大禹还好。孟子提出批评说：“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他批评白圭治水没有一颗仁义之心，仅仅是把洪水排到邻国完事，算不上什么治水。在孟子这里，治水是和仁义之心、仁政联系在一起的。决水人海，既遵从了水流就下的规律，也解决了人困于水的灾难，而不是简单地把水排到其他国家而已。孟子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道，大禹治水是注水于海。“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五）、以河水为攻守
以河水为攻守的工具，是中国古人在对河水的性质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于河水的一种转化，反映了古人处水、用水的智慧。这种用水的方法，有不同的层次。较为直接和直观的是把河水现成地转化为攻击之具，这也是通常的做法。典型的是晋国发生的智伯对于韩赵魏三家的战争。智伯围攻赵筒子，用河水灌城，河水几乎漫过城墙。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智伯被破，三家分晋，晋国从此成为历史的遗迹。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有一个水军。其次是充分利用水的流动性和浮力，把水引到一个地方，为自己创造一条新的通道。如，春秋时期吴王进军中原。这是创造一条河流，比直接引水有高一层次。最高境界则是管子所谓“水豫”，以水进行防御，使敌人望而却步，御敌于国门之外。
郑桓公、齐桓公历史上都属于善于用水为防的典型。郑桓公在东周做司徒，很得人心。曾经问史伯，“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说，王室衰微，夷狄昌盛，已经不可避免。周王室“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这些地方，不是“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就是“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能够进入的地方，“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史伯认为，这个地方，除了周边国家难侵，“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之外，还有一个天然的地理优势，即“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此处华即华山，河即黄河，洛即洛水，济即济水，颍为颍水。果然，后来郑国迁到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一带，颍水、溱水、洧水都成为郑国境内的河流。
“水豫”是管子提出的概念，即用水来预防侵略。齐桓公希望征伐孤竹、离枝等北方国家，又担心越国来侵。越国最著名的就是水军。管子说：“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这里管子提出了两条对策，“遏原流”，即扼住淄水的源头原山的水流，形成一个沼池，让齐国人“距游”，即是游泳、潜水等。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管子建议“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身【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十】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员都、大舟之都的“都”是潴，水所停聚的地方，“隐三川”、立大都就是就三川建立大水塘，用金钱赏赐百姓习水，使齐国人都熟悉水性，不亚于越国，这样就造成了一只水性娴熟的水军。齐围攻打孤竹国时，越国果然来犯。“隐曲（蔷）【蓄】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茁，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六）、对河流的祭祀
1．通论祭祀
《左传·成公十三年》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无疑道出了古代政治的秘密。在日语中，“政”的一个读音和“祭祀”的“祭”是一样的，意思是“祭祀之事”。日语还有祭政一致的说法，这显然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世袭政治中，为政者的生存表现为以拥有政权为特征的生存。不拥有政权，其生存与否和政治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其生存也就不具有政治的意义。祭祀和战争都是与政权以及为政者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关乎生死的大事。一个明白可见，一个隐秘不测。祭祀对于一个政权的意义是它的合法性获得的途径、巩固的措施、宣示的手段。政权通过各种祭祀活动建立与各种神灵、山川大地的秘密的、神意的关联，由此获得对土地人民的支配权。政权也借助祭祀固自己的合法性，并向世人宣示这种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