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以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心狠手辣、臭名昭著，绑架、暗杀，甚至屠杀，手段之残忍、组织之严密，令人惊叹。
细数军统的一生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之一，1938年成立的国民党政府情报机关之一，早期的领导人为戴笠，1946年，由毛人凤继任。军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专门设立的特务组织。
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3月初，迫于形势压力，蒋介石组织一个以黄埔学生为成员的团体——复兴社，并在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可以说，成立复兴社是蒋介石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可以让他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对外国的侵略不会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并以此标榜自己的姿态，缓解人民群众对他和国民政府的不满；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以此为挡箭牌，光明正大、道貌岸然地组织自己的力量、收买老百姓的人心，为巩固政权、推行独裁排除障碍、奠定基础。复兴社成立之初，为了抬高自己，高调地将该组织的宗旨确定为：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和收复失地，蒙蔽了不少善良百姓。实际上，在之后的日子里，一场以复兴社为主体，以“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为幌子，以维护蒋介石地位为目的的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在中国悄然展开，这无疑给已经蒙难的中国带来了又一次灾难。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举国抗日。蒋介石一方面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自己仍然坐以待毙的话，自己的江山恐怕保不住。此后，国共两党走在了一起，国民党借着全国抗战的东风，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特务机构扩大化，国民党特务史的新阶段也由此展开。1938年3月29日至4月6日之间，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在大会上，除了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外，还通过了扩充特务组织的决定。其中，大会上确定以戴笠系统的人马为基础进行扩充，组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成立后，贺耀祖、林蔚、钱大钧担任局长，而戴笠一直担任副局长一职，实则掌控军统大权，谁都知道军统是戴笠的军统。军统局下设处（室）、科、组3级，共有4室4处1个委员会。创立初期机构为：
秘书室：下设文书科、译电科、编制科和总务科，主任秘书为张严佛；
督查室：主任傅胜兰；
技术室：主任余乐醒；
会议室：主任徐人骥；
第一处：下设人事科、交通科、训练科和警务科，处长为杨继荣；
第二处：下设军事科、政治科和国际科，处长为何芝园；
第三处：下设行动反间科、司法科和特务科，处长为刘培初；
第四处：下设业务科、公务科和侦收科，处长为魏大铭；
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启瑞。
从成立初期军统局的机构设置来看，整个军统的组织非常完善，在这个完善的体制下，军统开始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根据当时日本在华特务系统的调查，军统所辖各区的站点、人员大致情况为：南京区约为120人；上海区110人；武汉区100人；武昌的湖北站100人；西安的西北区90人；重庆川康区80人；广东站80人；济南站80人；太原的山西站80人；杭州的浙江站70人；长沙的湖南站70人；青岛站70人；北京的平绥区60人；福州的福建站60人；兰州的甘肃站60人；天津区50人；贵州站50人。由此可见，军统局合法化之后其扩张速度十分惊人。在蒋介石的直接授意下，军统的活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军统局特工人数最多时曾接近5万人，分布在国民党的军队、行政机关、警察、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用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此外，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并施以种种酷刑。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加强对日的情报工作。1941年12月初，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译电科长姜毅英成功破译了日本军部的无线电密码，并得到了日军将于本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立即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1943年军统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作，共同组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并因此得到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和武器，并邀请多名美国特务来华讲授“特种技术”，使得特务活动更加猖獗。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两个集中营成了他们的杀人魔窟。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对敌施行恐怖活动，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张啸林、唐经，暗杀未成的有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和周佛海。隶属军统局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起了一些作用。
1946年，戴笠乘飞机失事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军统主要机构也撤至台湾，一部分军统留在大陆进行暗杀、破坏、情报等活动。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军统在大陆基本被肃清，至此军统走过了其短暂而血腥的一生。
军统的灵魂与四大金刚
军统是戴笠的军统，戴笠是军统的灵魂，也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戴笠在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得到重用，尤其是复兴社成立后，戴笠当上了特务处处长，从此他的人生开始一路高升，先后任军统局副局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及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从军统成立到戴笠死亡，戴笠一直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个狠角色。
1897年，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戴笠从小就喜欢争强斗狠，但为人非常讲信用，江湖气很浓，因此朋友众多。戴笠身在农村，但心却不在农村。他胸怀大志，希望能够闯荡一番事业，江山县已经容不下这个逐渐成长的戴笠了。1915年，戴笠与毛秀从结婚。1922年戴笠到上海，经同乡介绍认识了蒋介石，并在蒋介石的交易所当跑腿伙计。期间，戴笠办事灵活并尽心尽力，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介石的股票生意失败后，戴笠离开上海返回故乡。回乡后两年，戴笠还是无所作为。这时，戴笠见到了同学毛人凤，可以说此次见面是戴笠一生的转折点，此时的毛人凤已经是黄埔军校的学员。经过交谈，黄埔军校引起戴笠的关注和兴趣，他认准这是一条出路，于是决心立即赶赴广东报名参考黄埔军校。经过两次艰辛的考试，戴笠终于被黄埔军校第六期录取，编入入伍生团第17连，由此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戴笠没有从黄埔军校正式毕业，而是肄业。
1928年，蒋介石复出，重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戴笠经胡靖安的举荐，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靖安主持在上海的联络小组工作，由此戴笠正式开始了他为蒋介石掌握情报的特工生涯。由于戴笠工作尽职尽责，为蒋介石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为此蒋介石曾勉励戴笠，并赠与“艰苦卓绝”四字，戴笠如获至宝，工作上更加卖力。
从事情报工作初期的戴笠给蒋介石立下的重要功劳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策反周伟龙。策反成功后，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并亲自递给戴笠一杯酒，当众称赞他：“雨农（戴笠字雨农）搞情报万无一失！”戴笠也因此被提升为中校联络参谋。与此同时，周伟龙也在戴笠手下开始了特工工作。
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后，全国暂时得到了形势上的统一，但是蒋介石为了遏制其他军阀的势力，以削减军费为名，削减其他派系的军队，为此引起了一场新的军阀混战。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接着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并拉拢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共同讨伐蒋介石。10月，蒋介石军队在河南战场遭到冯玉祥部的打击，接连失败。蒋介石派唐生智赴前线指挥。唐生智到前线后为蒋介石扭转了局面，但是却暗中与冯玉祥达成倒蒋的协议，随即在郑州通电讨蒋，率部队沿平汉路南下，将主力集结在驻马店一带。
此时的戴笠化名江汉清，以军事杂志的记者的名义在潼关一带搜集情报。戴笠听闻唐生智部倒戈，立即赶往信阳。因为戴笠在唐生智部队里曾经大肆活动，被唐生智发觉，因此唐生智下令全省通缉戴笠，并悬赏10万大洋。唐生智的宪兵拿着戴笠头像在沿路设置关卡，戴笠的处境十分危险。
戴笠没有畏缩，只是更加小心地搜集情报。经过一番打听，戴笠得知主持军警稽查处工作的是唐生智部队宪兵营营长周伟龙。周伟龙是湖南人，是黄埔军校四期的毕业生，与戴笠的挚友东方白关系很好，正好戴笠身上有东方白的名片，一个计策在戴笠的脑子里回旋——借东方白的关系见到周伟龙，并策反他。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危险重重的计划，一旦计划失败，戴笠的性命便不保了。
戴笠通过相关人士买通士兵帮自己进入城门。进了城门之后，戴笠的心突然凉了。戴笠发现军营里军警林立，防守森严，一旦策反周伟龙失败，自己根本不可能从这里活着出去。既来之则安之，只能破釜沉舟了，戴笠硬着头皮向警卫递上了东方白的名片。周伟龙拿到士兵送上来的名片，十分高兴，但一见面发现对方不是东方白，十分吃惊。戴笠立即表示自己是东方白的好朋友，要单独与周伟龙谈谈，于是周伟龙把戴笠请进自己的办公室。戴笠以黄埔军校校友的名义，替周伟龙分析国家大势，认为唐生智必败无疑。周伟龙见戴笠分析得头头是道，如梦初醒。本来周伟龙就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在戴笠的怂恿和劝说下，周伟龙决定背叛唐生智，转而投靠蒋介石。
周伟龙先帮助戴笠出城，随后联系唐生智部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旅旅长徐庭瑶一起投靠了蒋介石。唐生智的部队在与蒋介石的决战中被击败，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
1931年蒋介石下野后，戴笠失去了靠山，就投奔了杜月笙。戴笠与杜月笙相互倚重，二人友情颇为深厚。据说得到戴笠的死讯，杜月笙痛哭流涕，并给戴笠的儿子送了厚重的奠仪。在给戴笠扫墓时，还给戴笠鞠了三个躬，落泪伤神，这是在杜月笙成名之后没有的事，令杜月笙三鞠躬并流泪的人，戴笠是第一个。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关于戴笠之死，说法颇多，有人说其势力过大，使得蒋介石对他不放心，命人在戴笠所乘坐的飞机上安放炸弹；也有人说是死于得力干将马汉三之手。经过毛人凤的调查，最终确定是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经蒋介石批复，马汉三等人被枪毙。
戴笠死后，章士钊先生为戴笠题了一副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纵观戴笠的一生，从客观角度来看，戴笠是在情报界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一庞大的情报机关，而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因为戴笠忠于蒋介石的立场，并与杜月笙要好，因此不可避免地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还残害了大量革命志士，也许戴笠的下场就是对他的报应。
在当时，军统“四大金刚”颇为出名，他们分别是赵理君、陈恭澎、王天木和沈醉。
赵理君，1905年出生，四川蒲江人，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毕业生，军统头子戴笠的四大杀手之一，也是颇受戴笠喜爱的手下，江湖人称“追命太岁”。抗战初期，赵理君在上海无法立足，于是被戴笠调到重庆，随即任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
1942年，蒋介石因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不和，为了控制阎锡山，于是下令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视并控制人员的往来。戴笠打着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的幌子，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并责令他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赵理君到了黄河渡口，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他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稍不遂自己的心意，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直接把人打死并投入黄河毁尸灭迹。中统（国民党的另一个特务机关）特工人员多次伪装并在渡河群众当中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竟然也遭到赵理君及其手下的抢劫或打死推入黄河的“待遇”。
如果说赵理君光是大肆敲诈勒索、夺人钱财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还公然指使手下人用枪支与日本人换鸦片，数量有几船之多。在其中一次的交易中，赵理君的手下在交易时被河南第十二专区（豫东）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军队逮个现形，但是赵理君的手下极其嚣张、拒不认错，还叫嚣谁敢管，韦孝儒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将有关人员抓捕、枪毙。因为这件事，赵理君对韦孝儒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1942 年3 月15 日，韦孝儒来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因为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是朋友，于是就住在复旦中学校内。第二天韦孝儒离奇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韦孝儒的随从。此案震惊了当局，经过缜密调查，凶手竟然是赵理君，而赵理君也毫不在乎地承认。
由于河南省党部和教育界人士上街游行，要求严惩凶手。加之重庆的陈果夫，一再上书蒋介石，要求惩治凶手，以平民愤。虽然戴笠企图保住赵理君的命，无奈案情重大，蒋介石电令将赵理君就地正法。
赵理君死后，戴笠无不惋惜地说：“赵理君是一位勇于冲锋的同志，是组织中的佼佼者……”此外，戴笠指示军统有关部门将赵理君的尸体厚葬，并指示军统人事、会计和总务部门对赵理君家属给予厚恤，以示安慰怀念。
接着我们来了解人称“辣手书生”的陈恭澍。陈恭澍生于1907年，是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生，福建龙海人。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历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区副区长，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
1940年春在上海被日伪逮捕，转任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科长、处长。1945年秋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逮捕，越二年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949年到台湾，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著有《英雄无名》《北国锄奸》《河内汪案始末》《上海敌后抗日行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平津地区绥靖戡乱》等。
陈恭澎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河内刺杀汪精卫行动，陈是总指挥，但刺杀失败。
在戴笠的“四大金刚”之中，王天木最为另类，关于他的资料非常少。王天木，原名王仁锵，化名郑士松，东北人(一说河北人)，是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抗战初期，王天木是军统华北区的副区长，1939年被日本人逮捕后，通过日本人的关系参加了汪伪组织。初任76号的高级顾问，也出席了汪伪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中央委员。 1939年10月，任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后肃清委员会成立，调任该会委员，兼“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后又升为总指挥。后因在兆丰总会枪杀何、陈事件上有重大嫌疑，被76号拘押。1941年释放后任汪伪特工总部华北工作团副团长兼天津站站长，1943年任江苏省镇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
沈醉在军统“四大金刚”中最年轻，生于1914年，湖南湘潭人。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军统局，深得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曾有绰号“娃娃少将”。1942年，沈醉28岁时，被任命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成为军统中最年轻的少将，之后历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次日，参加云南起义，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电令播出后，沈醉协助卢汉逮捕了昆明内拒不投降的特务。1950年3月，解放军进驻昆明，卢汉把沈醉当做重犯交给昆明军管会。1957年底，沈醉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之后在京郊的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了一年，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1980年，经有关方面调查证实，沈醉在解放云南时的表现得到共产党的肯定，根据相关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军统与中统的斗争
说起军统就不得不提到中统，它是与军统并驾齐驱的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中统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担负着监控的责任。军统则是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其工作重心在军队。本来是分工明确的两个部门，但两个部门明争暗斗、争权夺利的关系自中统诞生之日就开始了。
中统的前身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派系的成员于1928年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了彰显自己的势力与地位，复兴社的成员无处不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进行斗争，这在国民党内部众人皆知。其实，很多事态都是由复兴社引起的，因为它总是极力抢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地盘。本来，蒋介石的本意是希望这两个组织能够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辅助自己进行对国民党政府的管理。蒋介石让复兴社的人主管政治宣传和军队政工系统，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成员主管教育和文化，双方既可以各自为政，也可以相互牵制，只要听从他的领导和指挥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蒋介石也可以更放心，但是复兴社的成员并不满足，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排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成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一般不会和复兴社的人产生正面冲突，再加上复兴社的人文化底子大多无法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人对敌，所以也不会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自从“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复兴社急于扩大影响，欲建立更多、更紧密的下层分支机构。经过权衡，他们认为上海这个地方比较有影响，比较容易造声势，于是在1934年2月，派萧作霖等人去上海筹备分会。复兴社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包括上海市长吴铁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不仅参加了筹备委员会，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帮助复兴社大力招收会员。一个月下来，就招收了七八百人，其中50%以上的新成员是各大学校的学生，大学教授也有100多人，其他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和少数作家、报刊编辑、记者等。
为了继续造势，复兴社随即进行选举，吴铁城、翁之龙、黎照寰、裴复恒、刘炳藜、倪大亚等人被选为理事。同时，由复兴社成员主办的一些刊物，如萧作霖主办的《青年与战争》周刊、康泽主办的《中国革命》周刊等也都迁到上海进行发行。这些动作，对其他地区分会的成立、壮大、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人就很不高兴了。毕竟，文化宣传这一块应该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人负责，复兴社这么一搞，又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人放在哪里呢？所以，为了应对复兴社的大肆宣传，陈立夫立刻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干将召集到上海，让大家坐在一起研究对策。
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对策可想呢？他们拿什么和复兴社的人斗呢？无奈之下，他们决定让陈立夫、陈布雷二人到蒋介石那里去申诉。毕竟是复兴社的人越了权，肆意插手文化教育界的工作，只能让蒋介石来制止。同时，他们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抵制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
很快，双方的斗争就展开了。他们最开始争夺的是文化名流。如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其实对双方都有意见，但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他谁都不得罪。无论哪一方组织邀请开会，他都乐得参加。像吴铁城这样的两面派还是很多的，很多的大学校长和教授谁都不敢得罪，所以谁说开会都去参加。总的来说，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声势还是大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双方的斗争日渐激烈时，甚至出现过打斗的场面。如在上海的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学会”的成员就曾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成员发生过一次争夺在学校的权利的斗争，最后双方竟然动起武来。由于复兴社青年学生人数多，势力大，加之大部分干部是黄埔军校出身，没多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成员就招架不住了，最后是吴铁城出面调停，复兴社才同意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进行谈判。
正当复兴社气焰嚣张之时，后院却起火了。邓文仪因为在调查南昌机场纵火案时办事不力，在蒋介石面前失了宠。陈立夫哪肯放弃这一机会，立即火上浇油，痛斥“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许多不良影响”。蒋介石一怒之下免去邓文仪的所有职务，并下令将“中国文化学会”解散。就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化学会”在其最高点处轰然倒塌。
其实，文化领域的斗争只是军统和中统两个集团斗争的冰山一角，可以说两个部门的斗争是无处不在的，甚至政府中的每一个职位，都是其争夺的目标。比如1933年，陈果夫代替顾祝同担任江苏省主席之后，几乎让自己派系的成员掌控了江苏的各个部门，而复兴社的成员几乎全部遭到排挤，硕果仅存的都是因为有特殊关系的人。到了1937年，顾祝同官复原职后，复兴社的成员又重新掌权，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成员剔除出去。
随着时间推移，两派斗争日趋严重，积怨颇深，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大多数是复兴社占上风。
其实，中统与军统的斗争蒋介石一直都是知道的，但基本上不予理会，看到中统快招架不住了才站出来说几句。因为蒋介石创办中统和军统的初衷就是相互牵制、相互制约，有利于蒋介石的管理与控制。因此，这也是蒋介石明知中统和军统矛盾重重，却总是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因为实际上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延伸。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
抗战之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有所改变，从以对付中国共产党转向对付日本侵略者，因此中统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军统的地位不断提升。同时，由于大片国土沦陷，中统的组织系统破坏严重，而其又不能及时地联络这些基层组织。因而，中统逐渐被军统所取代。加之蒋介石对军统头子戴笠有知遇之恩，又有师生之情，戴笠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中统主要由国民党另一派系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所掌握，在人事上蒋介石不能直接控制，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扶持。到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中统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全部组织系统，而军统的组织系统得以保存和发展。
军统之花姜毅英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截至2008年，台湾军方只有5位女性被授予将军军衔。第一位是时任职务为国防部保密局情报处、1946年3月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姜毅英；第二位是被称为“军护之母”，195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周美玉；第三位是时任“军事情报局”政战部主任的潘爱珠，2001年12月26日被授予少将军衔；第四位是2005年12月25日被陈水扁授予少将军衔，专门负责在“汉光演习”中担任反制“中共信息战”指挥重任的柴惠珍博士；第五位是现任“军事发言人”池玉兰，由马英九任命。由此可见，姜毅英不仅是国民党军在大陆期间提拔的唯一女性将领，也是国民党军历史上首位女将军。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任保密局情报处少将处长的姜毅英，由上海逃往台湾。毛人凤死后，姜毅英离开了情报工作部门并脱离了军统，由人介绍充任台北雨声小学的校长。2006年初去世，享年98岁。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或姜鹤英，1908年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新塘边的一个木匠家庭。1932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警官学校。她一生中最辉煌也是令她引以为傲的就是成功破译日本军部密电码，事先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
军统特务主要的业务是搜集情报。在搜集情报方面，破译敌方的电报密码，是军统获得敌方重要情报的一项经常性的极其机密的工作。因此，军统头目戴笠对此一向很重视，专门设立了译电科。因为军统的创建者戴笠及其继承者毛人凤均为江山人，因此军统中的机要部门均由江山人担任，这些人是“特务中的特务”。姜毅英也是江山人，所以颇受戴笠的重视。据说毕业时，戴笠亲自对这期甲科特训班的13名警员进行面试，得知姜毅英是江山人，好不欢喜。与其谈话后，戴笠认为她具有男人与女人的双重性格，是一块“特务”的好料。也正是这次会面，为姜毅英能够成为戴笠身边的红人奠定了基础。
姜毅英毕业后进入军统从事无线电收发和密电译电工作，是军统电讯第一人魏大铭的得意门生。最初，姜毅英被派到厦门担任电台的报务员，从事无线电收发和密电译电工作。
姜毅英在厦门期间由于工作勤奋、译电业务熟练，不久就升任为军统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在抗战期间，由于及时侦查得知日军南进情报被嘉奖，升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任译电科长，后来译电科改机要组。
1941年12月初，姜毅英成功破译了日本军部的无线电密码，并得到了日军将于当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于是，姜毅英立即将此情报交戴笠处理。戴笠得到情报后极为兴奋，立刻将电报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拿到情报后如获至宝，立即批示：“速通知美国政府。”
得到蒋介石的指令后，戴笠当即向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发电，并命他立即转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镕权，郭镕权拿到如此重要的情报一刻也没有怠慢，迅速转致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但是，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对中国得到的情报也瞧不上眼，对军统的情报付之一笑。他们认为军统并不能破获日本军部的密电，于是大笑中国人异想天开，一位海军官员竟然还说：“哪有这种事？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吧！”由于美国得到情报后，没有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结果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海军航空兵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凌晨，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灭顶之灾。美国海军被日军袭击验证了姜毅英情报的准确性，虽然美国并没有重视这一情报，但是蒋介石对戴笠能及时获得日军情报并事先转告美国，感到十分满意，称军统情报工作做得好，提高了中国情报工作的声誉。戴笠则对姜毅英更是慰勉有加，报呈蒋介石将她由中校破格提升为少将。
姜毅英在成功侦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码后，再接再厉，又破译了新的情报——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特派谍报员吉川少尉前往侦察偷袭效果。
日军偷袭珍珠港证实了军统情报的可靠性，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后来，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协商成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做副手。从此，大批美国特务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姜毅英认为是自己打开了中美合作之门，对此非常得意。
凭借成功破译日本军部密电码，截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功劳，姜毅英成为军统中唯一的女少将，这是她一直引以为豪的。
血腥的刑讯室
戴笠一手建立起来的军统，在那个年代之所以让人“谈虎色变”，与其刑讯室的残酷有很大的关系。刑讯队是庞大的军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麻木不仁的杀人机器，为戴笠的特务组织的拓展和扩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小说《红岩》里可以看到特务头子徐鹏飞审问共产党员许云峰时的情景：在审讯中，徐鹏飞忽然打开墙上的一扇铁门，从那里可以看见刑讯室里的一切。许云峰透过这扇铁门看见了一片血腥，看见了自己的助手被打得奄奄一息，看见了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脚上还带了一副沉重的铁镣，看见了鲜红的血水正从自己的助手身上一滴滴地落在水泥地上……
军统有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刑讯队，如同恶魔一般，其手段之残忍、刑讯之毒辣，耸人听闻，因此一般的人进入军统的刑讯室，往往刑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招供了。
军统在全国各地都有刑讯室，其中上海的刑讯室是值得一提的地方。上海的刑讯室是在一个犯人棚子后面，在刑讯室里除了一小部分当场向军统投降的被捕者外，其他人都照常接受酷刑的折磨。用刑的是在一个部门头目监督下的一队特别警卫，而没有合法的“审讯员”在场。也就是说，没有人阻止刑讯成为一种对受刑者的残害，如同被囚禁者所说：“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好好走出来的。”
除了最普通的毒打之外，军统的刑讯人员还发明了一些极为残忍的折磨手段。比如，1938年军统逮捕了一些日本女间谍，为了撬开日本女间谍的嘴，在军统局的地下刑讯室里，刑讯人员把日本女间谍吊在一个木框上，在女间谍的身体下面放一个半米多厚的透明玻璃钢，透明玻璃钢盛满了滚烫的热水。然后，把吊着的女间谍慢慢往热水里放，突然把女间谍的身体一下子全浸到滚烫的水里，只留下头部。
此外，刑讯队的人员用很粗的麻绳来拴住被审讯者捆绑在背后的双手拇指，麻绳的一端挂在横梁上，刑讯人员大喊一声“起”，被审讯者就被吊离地面。一开始被审讯者的脚尖可以着地，此时审讯继续进行。几分钟后，被审讯者就会满头大汗、痛不欲生，如果此时还没有说出所掌握的情报，那么刑讯人员就会重复这种刑法。有的被审讯者忍受不住疼痛，晕死过去。这时候，刑讯人员就会用冷水把被审讯者浇醒，继续用刑。如果这样的手段还不足以撬开被审讯者的嘴巴，那么就会进行下一步“炒排骨”的酷刑。
所谓“炒排骨”是沿袭古代的一种折磨人的方法——被审讯者依然被吊在横梁上，脚尖着地，双腿被绑在一起。为了阻止他踢人，刑讯人员把被审讯者的衣服扒光后，让其紧贴在墙壁上。一个刑讯人员会带上粗重的厚手套，用大力来挤压被审讯者的肋骨。这种酷刑的受刑人不会立即晕厥，但是挤压内脏的痛楚会持续很久，所以这种刑罚往往很奏效。军统人员好用此刑，一直到后来引进电刑之后才被弃之不用。
军统的刑讯室都是隔音的，因为里面惨叫连连，令人闻之悚然。从上述酷刑可见一斑，说刑讯室是个魔窟，的确一点也不为过。刑讯人员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几乎对被审讯者毫无感情，就像是一台台专门折磨人的机器。
最后的疯狂屠杀
1947年开始，解放战争形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共的方向转变，解放军开始进行战略反击。1948年，解放军依次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定性战役，国民党优势荡然无存，节节败退。看到大势已去，国民党保密局“狗急跳墙”，开始疯狂屠杀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破坏各大工厂，企图留给共产党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1948年底，平津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国民党在华北的几十万大军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在北平（今北京）、张家口等几个据点。为了使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不被破坏，争取和平解放，解放军与北平剿总司令傅作义进行谈判，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八项条件”。北平的许多有识之士争相奔走，力劝傅作义，其中何思源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拥护解放军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为此他每天奔走呼吁。此时，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向毛人凤汇报了何思源的情况。毛人凤立即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闻知后杀心陡起。为了杀一儆百，蒋介石亲自命令毛人凤组织对何思源实施暗杀，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何思源。
毛人凤立即召集手下得力杀手叶翔之商讨暗杀方案，并决定由叶翔之亲自带人飞往北平布置暗杀方案。叶翔之到达北平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毛人凤的命令，随后深入了解何思源的详细情况，并责令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和副处长佟荣功继续调查并严密监视何思源。会后，叶翔之单独会见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和副站长宋元和，命令他们要挑选精通暗杀的特务，并提出暗杀方案。
叶翔之抵达北平的第二天，北平站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提出一套刺杀方案：暗杀特务穿上军装、除去番号，化装成散兵游勇，夜间闯进何思源家中进行抢劫，带走财物后将何思源打死，造成溃兵抢劫的假象。叶翔之觉得此方案不错，于是鼓励了一下准备执行任务的特务，自己就乘飞机回南京了。
1949年1月16日晚上，一帮装扮成溃兵的特务准备出发时，谷正文突然取消了这个暗杀计划。原来，经过侦查，发现何思源家里守备森严，万一抢劫动静太大容易骚扰到警察，这样一来就不好说了。于是谷正文临时改用另一套方案，准备炸死何思源一家。谷正文带领几个特务悄悄爬上何思源家的房顶，将4个定时炸弹安放在房顶，调好时间后立即离去。
1月17日凌晨，定时炸弹准时爆炸，结果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被炸死，何思源本人被瓦木砸伤，并无大碍，而何思源的夫人身中4块单片，精神受损，终身不愈，其余人都受了一点轻伤。1月17日是何思源作为11名北平各界人士和平代表中的首席代表出城与解放军接洽的日子，国民党特务为了阻止和平下此黑手。何思源把受伤的家人安顿好后，于1月19日带伤与代表们一同出城，代表傅作义与解放军谈判。
1949年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条件。1月31日，傅作义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城，北平成功和平解放。蒋介石与毛人凤机关算尽，到头来也只是一场空。
1949年10月，南京和上海解放之后，蒋介石集团仓皇出逃，妄图在西南负隅顽抗。11月中旬，解放军迅速解放了湖北和贵州，直逼重庆。此时，蒋介石和毛人凤从台湾飞往重庆，亲自布置屠杀、潜伏、破坏和游击四大任务。
1949年，毛人凤命令手下特务在重庆杀害了刘国志、邓兴邦等10人，接着在中美合作所杀害了30多人，其中包括江竹筠（江姐）。解放军压境重庆，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将抓到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通通杀掉，已经保释的也不许放过。11月25日，毛人凤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特务为了避免附近的渣滓洞内的人听见，用刀和手枪将白公馆内的人士一个一个地杀害，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100多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其余都是嫌疑犯，但毛人凤秉承“宁肯错杀三千，不让一人漏网”的信念，命令将其全部杀掉。特务将这些人骗到刑场，机枪扫射，之后为避免事情败露将尸体丢进大坑中，其中有人没被机枪打死，而被活埋。11月27日，特务开始屠杀渣滓洞里的人。特务们肆无忌惮，直接透过小窗户对里面进行扫射，最后浇上汽油将整个监狱烧毁。
11月25日到27日，仅仅3天，特务在重庆杀害了大量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无辜人士，其罪行令人发指。
除了暗杀、大屠杀，国民党还大肆掠夺金银。淮海战役打响之后，蒋介石自知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开始布置抢运储存在上海的黄金和白银。1948年，蒋介石命令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储备的一批黄金秘密运往台湾。1949年初，蒋介石又命令吴嵩庆秘密运送一批黄金到台湾。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解放军逼近上海，蒋介石进驻复兴岛命令汤恩伯死守上海一个月，全力配合当时的上海市长陈良和行政院物资局长江杓，以便把上海的物资和财富运往台湾，同时下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全力配合。
之后，国民党开始将银行储备的大批财富和搜刮的财富运往台湾。截止到上海解放，经过抢运，运往台湾的黄金大约有10多万两，白银3亿多两，银元几百万，还有大批的棉纱布和机器等。靠着这批财富和物资，蒋介石得以在台湾稳定下来。
蒋介石在复兴岛期间还指示毛人凤逮捕和监视革命进步人士。毛人凤立即召集当时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和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以及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开会，并要求毛森和黄家持逮捕一切有嫌疑的人，无论是否有证据；另外监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并要求郭旭前往广州筹办办事处，为撤退铺路。
毛森得到毛人凤的指示后，开始在上海疯狂搜集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毛森逮捕了中纺七厂等厂的护厂队负责人，然后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出动特警等大肆抓捕所谓的“中共地下党”。很多工人勇敢地与军警斗争，甚至有人躺在装甲车下阻止其前进，但是国民党的装甲车竟然毫无人性地碾过。之后不久，毛森下令1万多特警和特务包围上海各个大学，在校园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抓捕350多人，这些人最后全部被残忍地杀害。临近解放时，毛森抓人更加疯狂，后来拘留所满了，他就把“犯人”当成“扰乱金融物价的银元贩子”直接枪决，连审问都免了。
在上海临解放前的血腥大屠杀中，毛森先后杀害革命志士多达1300人，其中共产党员近百人，其余都是民主人士和无辜平民。此外，保密局还阴谋暗杀宋庆龄，终因各种原因搁浅未果。
附：本章内容主要参考：
1.陈风著，《军统完全档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2.朱韫、时攀编，《军统档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
3.宋涛编著，《SPY百年经典间谍全纪录》，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