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论稿：作家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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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的系统总结之作，说理透彻，文笔精妙，身为中国的读书人，不可不细读之。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源流，经过，和它的意义，据周作人所知道所见到的，加以说明。“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

  周作人文学3.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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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联通论（增订版）

  本书分简史、性状、格律、修辞、创作、书法、学习、学术等八部分，由内及外，从本体到认识，系统地论述了对联文体及对联文化的发生和构成，并对拟议中的对联学科提出设想。书中既有对作者作品的随时辨伪，也有对当下对联生态的客观描述。为增强本书的实用性，引导联界更好地实现对联的现实关怀，除发掘古今优秀对联，为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还重点梳理了四大民俗对联，并详尽考察了它们在类型和内容上的增减变化及其原因。本书可供

  严海燕文学37.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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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戏剧唱词常用颜色词研究

  本书以明代戏剧唱词中的“白、黑、红、紫、绿、翠、黄、青”这八个常用颜色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描写它们的语义系统，计算它们的语义显著度和广义度，考察它们的语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出常用颜色词在明代戏剧唱词中的独特价值。

  吴剑文学13.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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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长篇小说研究（1949—1999）

  本书从小说文本和史料分析人手，重点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状况，并对每个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了个案分析，从中发现了河南长篇小说一些相对突出的创作现象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总结了与中原地域相关的某些“特色”和“规律”。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竭力避免概念的先行介入，避免为论证观点而选择材料的方式，尽量从作品“现场”出发，在大量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寻求河南长

  张东旭文学15.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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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维崧诗歌研究

  陈维崧作为清初阳羡词派的宗主，在词坛上的地位非常高，而他的诗歌较少被人关注。本书从陈维崧诗歌创作的地域人文背景、陈维崧师友交游活动、陈维崧诗歌的思想内容、主要体裁与风格特色、陈维崧的诗学理论与批评等角度展开，以陈维崧现存1700多首诗歌为观照对象，讨论并揭示了陈维崧诗歌创作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本书尤其着眼陈维崧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艺术成就而极少为人关注的诗歌作品，从而多维度展示出其诗歌创作厂师前人

  郭超文学1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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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方晨创作论

  山东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追求。从新文学之初的王统照，到三十年代的臧克家，再到建国后的郭澄清，山东作家始终关注现实，贴近土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死爱恨。既有大时代的历史感，又不乏普通人的生存实感。新时期的王滋润，刘玉民，刘玉堂，张炜，尤凤伟等人的创作，不仅在山东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奠定了当代新乡土小说的基础和高度，对推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方晨是山东新生代作家的代表。

  张艳梅文学21.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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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以《车尘集》为研究视角

  佐藤春夫既是日本近代著名诗人、作家，也是与中国古典文学渊源深厚的评论家、翻译家，尤其是其中国古典翻译诗集《车尘集》，一直受到日本读者的好评。本书以《车尘集》为例，研究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主要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分析了佐藤春夫的多重文学家形象。第二部分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入手，综合考察了《车尘集》的成书背景。第三部分在梳理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证了《车尘集》原典底本的由来。第四部分从

  张剑文学16.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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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叙述学研究

  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基本概念框架与理论建构，需突破经典叙述学的“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其“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故事。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无媒介限制，且与叙述近乎同义，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也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其原生口语文化形态下的演述模式也在后来的文字叙述中留下踪迹。叙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

  伏飞雄文学18.9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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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子楚辞还原（下册）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杨义文学41.3万字